18歲就得獨自面對：Agevolando的離院青年，以及他們親手建立的支持網絡

故事從幾個不同的聲音開始。一位年輕女性回憶，她小時候有「別的問題」，她的生活和舞蹈相距甚遠。接著她講述了一個明確的時刻，她稱之為「一記重擊」：她說，從那時起就只剩下她自己，她必須靠自己的力量撐過去。另一位男士，後來才知道是Agevolando的主席，則回憶起許多同齡人和安置機構的同伴流落街頭，陷入毒癮和輕罪的問題。

這種雙重視角貫穿整部影片。一方面，是離開安置體系的人個人的艱辛；另一方面，是親眼目睹的、失去依靠的人所面臨的真實風險。

這位年輕女性說，她必須一直戴著面具。在工作場合或大學裡，人們並不知道她真正是誰。她形容自己的故事是她脆弱的一面，是她的「阿基里斯腱」。同時，她也認為這段故事非常珍貴，具有別人或許無法理解的價值。對她來說，把故事交給某個人，就等於把一件珠寶託付給對方，而那個人可能會拿起來就丟掉，這可能會傷害她，讓她非常難受。

羞恥感，以及雙重世界的主題——一邊是安置機構，一邊是外面的生活——將在紀錄片結尾，透過離院青年們共同的話語再次出現。

同一位女孩與Agevolando內部的一位重要人物Giorgio見面，盤點她目前的狀況：大學、她的歷程、她的計畫。她說，當她需要找人聊聊時，他幫了她很多。他總是給她正面、樂觀的視角，而她需要這樣的人，因為她形容自己一直以來都是個非常悲觀的人。

在咖啡館裡，Giorgio問她，在與他人同住多年之後即將搬出去獨自生活，她如何想像那份孤獨。她承認這件事在某種程度上讓她害怕。但也有一部分是興奮：她是靠自己、憑自己的力量走到這一步的。

為了說明她與不穩定之間的關係，她用了一個與海有關的比喻。大多數人生活在「陸地上」，因為他們沒經歷過雲霄飛車般的人生，所以一旦置身浪濤之中就會不舒服。她則正好相反：靜止不動、處於穩定狀態時，她反而難受，因為她不習慣。

在個人故事之外，協會在經濟上的脆弱也逐漸浮現。主席解釋，那一年有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要支付當年度的開銷，還差大約20萬歐元。必須加緊腳步，因為如果籌不到這筆資金，就有可能不得不關閉一些計畫並裁員。

在與工作人員的會議中，他們籌劃培訓課程，以及預定於5月18日在杜林舉辦的一場活動，協會為此與Croas合作。拍攝當時還沒有找到場地：有些地方拒絕了，有些則讓協會一直懸著等到最後一刻。一位工作夥伴說她對自己的工作非常滿意，形容這份工作「讓人重新充電」，正是因為總是能與孩子們直接交流：「我們接收孩子們帶給我們的東西。」

這場活動明確的目標，是讓政策制定者（policy maker）參與進來，也就是在制度層面能夠接收孩子們的訴求、並為真正的改變承擔責任的關鍵人物。這份呼籲說得非常直接：這些孩子「也是我們的孩子」，是社會的孩子，不論是義大利人還是外國人，與聽眾的孩子同齡，都是十八歲，就像每個人都曾經十八歲過一樣。由此提出一個問題：怎麼能拋棄他們，任由他們孤單一人、得不到足夠的支持？

其中一個核心時刻，是一場工作坊：離院青年們把自己的人生畫成一條線，標出其中的節點、下坡與回升。那位年輕女性很難界定哪些時期是明確的正面或負面：對她來說，一直都是「有光也有影」。她說，她的童年在四歲以前都很正常。大約十一歲時，她標出了下坡。她承認自己當時肯定過得不好，但也許並沒有意識到，因為她愛她的母親，所以還懷抱著希望。

她也講述了一段與自己預期相反的記憶。她原以為自己在安置機構的那些夜晚，都在努力說服教保人員，說為了她好，她必須回到母親身邊。但事實上她睡得非常好：雖然她並不快樂，但她的身體狀況良好，肯定比以前好。不過她承認，她對自己把這件事呈現出來的方式並不完全滿意。

帶領工作坊的人解釋了這個練習的意義。身處那些節點之中的人，看事情看得太近，無法看清楚。能夠把這些事講出來，能讓此刻正經歷那種處境的人找到「一道可能性的缺口、一種求生的策略」。最後，這位女孩是第一個在團體面前發言的人。她說自己只有在開口前感到焦慮，因為她通常都很在意別人會怎麼想。她說，這一次她保持了平靜。

Agevolando的主席回到童年生活過的地方，在森林之中。他坦言每次去那裡總是很激動，因為會想起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家，尤其是自己的童年。他在那裡與費德里科重逢，兩人從幼兒園起就是朋友。他們對彼此最初的記憶，是費德里科的一頭長髮，玩耍時朋友總會去拉扯。

主席解釋了這份情誼為何如此特別。當你遭遇了非常強烈的事情，把它說給沒有經歷過的人聽，對方無法完全理解。和費德里科則只要看著對方的臉，就能感受到同樣的東西。「我們彼此成了家人，」他說：他們有時像爸爸，有時像媽媽，有時像最好的朋友，他形容這是一種非常發自肺腑的連結。片中得知，費德里科一直很想念山林。兩人一起眺望當地最高的山峰，海拔2,200公尺，而他們所在的位置則介於1,300到1,350公尺之間。

主席講述了他的工作是如何開始的。他看到那些即將成年的孩子，正經歷著他自己在那個年紀時經歷過的同樣困難與恐懼，才意識到18歲這個轉折的重要性。於是他萌生了想為他們多做些什麼的念頭。他說，他總是從成果中找到動力：他看到孩子們過得更好了。另一個能量來源，則是他的家人和他的妻子。

談到妻子，他說從第一次見面起，他就「直覺地」感受到她是個非常敏感、可以信任的人。他形容自己是個戒心很重的人，很少對別人有這種感覺。正因如此，那份印象帶給他平靜與安全感。隨著對她了解更深，他明白自己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告訴她。

面對孩子，這個話題就更加敏感。孩子們知道父親沒有爸爸，也知道他從10歲到18歲都住在家外面的安置機構裡。但他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其他許多事情，這些會「慢慢地」告訴他們。妻子解釋，這是出於父母想保護孩子、不讓他們接觸艱難辛苦之事的心願，她認為這是為人父母的天性。時間點還沒決定：也許一年後，也許更早，也許兩年後。他們仍在思考。

對主席來說，成為父親是一種極大的感動，彷彿他得到了一個機會，去建立一段全新的、與自己不同的故事。至於其中一個孩子，已經知道父親在做什麼：「我爸爸是Agevolando的主席，他幫助大哥哥大姐姐們。」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一位年輕女性，以及一對把她當作女兒來談論的夫婦。翻看照片時，那位女士回憶起最艱難的時期：女孩當時對整個世界都非常憤怒，包括對他們和對父親。她形容那段時間「很難熬」，說女孩個性非常不好應付，但也有著「驚人的」情緒智商。她把那段時期比作一位朋友的分娩，那位朋友說已經不記得當時的疼痛了。她也一樣，回想起來已經沒有那份痛苦的記憶：她看到的主要是女孩成長了多少，並為她正在做的事感到無比驕傲。

女孩也證實，那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之一：她覺得自己不斷下沉、跌到谷底，而從那裡開始只能往上爬。她也確實爬了上來。她說自己已經盡她所能當好一個女兒，大概也無法做得更多了。她有許多創傷和過去未解決的經歷。對她來說，置身於一個家中、知道自己有一個家庭並且應該要快樂，是很困難的，因為她不知道該如何抹去之前發生的一切。她總結說，接納一個人，就是接納「全部」，包括優點與缺點的完整組合：那個家庭也看到了她最黑暗的一面，而這是正常的。

影片接著跟隨一場全國性的離院青年聚會。一位年輕女性說，能與大家重聚讓她很開心、很興奮。每個人輪流自我介紹並讀出一個問題。Aisha說她已經一年沒喝酒了。提出的問題中，有一個是關於離院青年在精神科診所住院期間享有哪些權利。也有一個問題是關於這些聚會本身有什麼用處。Aisha補充說，對她而言事情已經「過去了」，她希望能做些具體的事，幫助那些正要踏入成人世界、而且像她一樣不知道該向誰求助的離院青年。

另一位參與者說她感到很自在，也更了解這些孩子了，甚至覺得自己處於「舒適圈」。主席看著年輕人們一起玩得開心，說他想到了一路走來的漫長路程，以及這一切帶給他多大的滿足。

影片的終點是一場公開活動，離院青年們在數百人面前朗讀一份共同撰寫的文稿。一位自稱有點閱讀障礙的女孩，希望自己能讀得有說服力，因為她希望體制能夠改變：不應再有人經歷他們親身經歷過的事。有人回想起某些情況：「我們甚至不知道孩子一天應該吃三餐。」

文稿分為幾個章節。

• 斷裂。 離院青年的旅程往往始於一場明確的斷裂。這些孩子在不同時間點來到安置機構，明白了自己希望從教保人員身上得到什麼：一個懂得傾聽、會讓你說話、會問你感覺如何以及你想做什麼的人。
• 差異與羞恥。 與眾不同的感覺從未完全離開他們，尤其是在學校，他們覺得自己比別人低一等，「幾乎是令人厭惡的」。要在外面說出自己住在安置機構裡很困難：他們感到羞恥，也害怕被嘲笑。很長一段時間裡，安置機構與外面的生活一直是兩個分開的世界。
• 成年。 許多工作人員只是單純套用規則：既然已經成年，就該輪到他們自己了。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學會為自己堅強，甚至把憤怒轉化為不放棄的工具。到頭來，缺少的是一個能慢慢引導他們的人。

一位在場的成年人稱他們為「英雄」。他認為，任何人被放到數百人面前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都會極為艱難。他們做得很辛苦，卻懷著強烈的使命感，為的是不讓其他人再經歷他們所經歷的事。他知道每個人的故事，一個一個都知道，但每次重新聽到，他還是會感動：感動於他們看見正面事物、掌握自己的人生並把它轉變為美好人生的力量。其中一位朗讀者說，在那裡，她覺得自己被看見、被傾聽了。

主席指出了協會的長期目標。他希望國家能保證這些孩子得到陪伴、傾聽與照顧，直到他們能夠自立為止。他說，在達到這個目標之前，他們不會停下腳步。之後還會有其他需求，或許也在義大利以外的地方，他們也會努力朝那個方向前進。

最後的話語留給了一位年輕的離院青年。她覺得荒謬的是，18歲以前的整個人生，你對國家來說都是「一個需要管理的問題」，然後一旦成年，國家就告訴你，現在你得自己想辦法了。她總結說，這不公平，並希望未來的離院青年真的能迎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