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反警察暴力的母親們：Thiago 案與里約貧民窟的正義之戰

Priscila Menezes 今年 35 歲，和女兒們住在上帝之城（Cidade de Deus）。大女兒是 Luíza，二女兒是 17 歲的 Ana Júlia，她已經懷孕，據母親所說，這為家裡帶來了「多一點的喜悅」。Thiago 是她唯一的兒子。她形容他是個開朗、愛笑又很有禮貌的男孩，夢想成為足球員，踢的是前鋒位置，對這項運動非常投入。

Thiago 騎機車出門兜風，從此沒有回來。他身中三槍。Priscila 說，她趕到現場，坐在兒子的遺體旁。她說，接到這種消息時，人會覺得世界就要崩塌，會問自己沒有了兒子要怎麼活下去。但她卻無法好好哀悼，因為用她的話來說，「他們在誣陷」這個男孩。除了失去兒子，她還必須證明兒子是清白的。

Priscila 在現場重走機車行經的路線。她指出機車在哪裡減速，Thiago 和後座乘客又在哪裡摔倒。那裡有一台監視器拍下了一切。一家輪胎行的老闆保存了這些影像，存放在一台平板電腦裡。Priscila 說，一直縈繞在她心頭的疑問是：監視器是否拍到了 Thiago 被處決的那一刻。

根據旁白，影像中可以看到滿身是血的遺體倒在地上痛苦掙扎，幾秒後，一名警察的頭出現在畫面中。一位評論此案的人士解釋，警察的說法是當時有其他罪犯向他們開槍，他們必須自保。她認為，接下來的畫面徹底推翻了這個說法，因為員警們看起來「完全從容不迫」，一邊滑手機，一邊打電話聯絡。

這位人士認為，這類影片即使只是片段，也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揭露了最初說法中的矛盾。調查通常會得出無法確認兇手，或者根本沒有犯罪的結論，理由是警方屬於正當防衛。因此，家屬的參與往往成為關鍵，彌補了調查與蒐證上的缺失。

旁白指出，被控殺害 Thiago 的兩名警察將在幾個月後受審。根據片中說法，這在里約熱內盧是罕見的案例，因為當地大多數警察暴力案件都因證據不足而遭到結案。

紀錄片將此案放在更廣泛的脈絡中。根據旁白，販毒集團控制了這座城市近三分之一的地區，而國家的回應是動用一支軍事化訓練的警力，將其作為作戰單位。居民和社運人士描述的卻是另一種現實：暴力的掃蕩行動既無法遏止販毒，還殺害了無辜、手無寸鐵或已經受傷的人。在這個被片中描述為全世界最不平等國家之一的地方，這些死亡據說往往無人聞問。

一位來自曼吉紐斯（Manguinhos）的母親展示了遇害年輕人的照片。她的兒子 Paulo Roberto 因質疑警察對他弟弟的盤查，死於機械性窒息。據她所說，他是被活活悶死的。João 在自家窗邊頭部中彈身亡，當時他正在她所說的「所謂的行動」中，把女兒從窗邊抱開。Ana Paula 的兒子 Johnatha 則是背部中槍。

另一位居民以強烈的意象描述了在賈卡雷濟紐（Jacarezinho）發生的一次行動：「這裡就是叢林。我們是野獸，他們是獵人。」她說屋子裡血流成河，床墊、枕頭和沙發都沾滿了血，賈卡雷濟紐「滿是血腥味」。根據她的敘述，共有 27 人死亡，若算上一名警察則是 28 人。她說，她以前聽說過屠殺，但從未親眼目睹。居民們的願望是這一切能夠結束，不要再有任何一位母親承受喪子之痛。

Paulo Roberto 的母親說，她的抗爭就是從曼吉紐斯這裡開始的。她認為，必須把貧民窟帶上街頭，舉行大規模的集會：如果波索納洛能讓成千上萬的人擠滿科帕卡巴納，為什麼貧民窟的人不能走下山丘、佔領街頭，向大家證明「貧民窟贏了」？

影片記錄了一場集會：母親們聚在一起，高喊死者的名字，並齊聲呼喊「與我們同在，今日直到永遠」。一位主辦者詢問她們所抗議的這項法案意味著什麼。參與者回答「更多的死亡」和「殺人許可證」，因為據她們所說，警察已經殺害了她們的家人。她說明自己的動機：「我是因為失去了，今天才會站出來抗爭。我們不希望那邊那位也要先失去，才會加入我們的抗爭。」

Priscila 也上台發言。她說，多年來她一直在證明，兒子只是一個在社區裡騎機車兜風的 13 歲少年，卻被三發步槍子彈處決。「警察闖進社區殺害我們的孩子，這不能被當成正常的事，」她說。她認為兒子「白白死去」，並質問如果法案通過，還會有多少人喪命。她說，她懷著沉重的心情和憤怒而來，是為了讓其他年輕人不再遭到「本應保護我們的人」殺害與邊緣化。她在結尾表示，母親們並不是自願站在這裡的：她們只希望社區裡的年輕人能擁有生存的權利、自由來去的權利，以及自身權利受到尊重。

紀錄片也跟隨了一支警察小隊。行動開始前，一名員警說明背景：沙帕當貧民窟群（Complexo do Chapadão）是一個貨物搶劫案頻傳、販毒勢力非常強大的貧民窟。他所描述的戰術是盡可能包圍整個貧民窟，把罪犯往內部擠壓，他稱之為「鐵鎚與鐵砧理論」。

一名警察說，他每天早上出門前都會禱告，因為他「有點虔誠」，而他最在意的，是所有人都能活著回來。他認為，若沒有步槍、防彈背心，以及足以控制地盤的人力，根本不可能進入那樣的社區，因為罪犯擁有戰爭等級的武器，而且不管街上有沒有人都會開槍。

他也談到開槍決定所承受的壓力。據說，警察只有幾分之一秒的時間決定是否開槍，而如果不開槍，自己可能會喪命。小隊經常訓練，以求不犯錯、不感情用事，但他承認錯誤可能發生，而在那種情況下，子彈「總會落在某個地方」。另一名員警說，他們總是非常擔心誤傷無辜，小隊也會努力降低這種可能性，但它「永遠不會降到零」。旁白評論道，對他們來說，無辜者的死亡是一種統計誤差，是無可避免的事實。

在批評的聲音中，有人表示：「警察殺人，但不是獨自殺人。」她認為，巴西國家釋放出的訊號是：警察在貧民窟裡殺人時，這種死亡是正當的，重要的是建構出死者「死有餘辜」的觀念。她描述了一種不斷擴大的例外邏輯：先是說不必保護毒販的生命，接著是搶匪，然後是強暴犯。她認為，這種邏輯會不斷擴張，直到波及「政治異議人士」。

另一人說，她曾聽一位共事的警察說過這句話：「巴西沒有死刑，只有不受懲罰的死亡。」她將這句話與法外處決的現象連結在一起，並提醒說，死刑在有實施的地方，至少還需要經過審判。

影片呈現了警察們背誦鎮暴部隊禱詞的畫面：「噢，萬軍之主（……）若有必要，噢，上帝，我們將為信守教條而犧牲。」一名員警解釋，這類儀式試圖表明，這項使命有一部分是神聖的，是一場善與惡之間的隱喻式戰爭，而警察則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最後一道防線」。

紀錄片也探討了警察本身付出的心理代價。一名年輕員警談到一位與他幾乎同齡的同事之死。他說，他會不自覺地把自己代入對方的處境，這讓他警覺到必須加強訓練、更加小心。在一次追蹤輔導的談話中，另一名警察說，即使行動並不是最激烈的那種，他的腦海依然紛亂不安，主要是因為那些已經殉職的同事。他談到創傷一個接一個地累積，工作、家庭與暴力交織在一起。

一位陪伴這些員警的專業人士指出，必須思考暴力的暴露如何讓警察生病。她說，他們往往因為「英雄邏輯」而不向任何人說出這些感受。一名警察總結了警隊的世界觀：「我們正活在一場戰爭中」，而在戰爭狀態下，本來就預期無辜者可能會死。

在一場兒童派對上，Paulo Roberto 的母親說，她感覺兒子就在那裡，在孩子們之間玩耍嬉戲。她說她永遠不會忘記他，並稱這一刻是一場「對生命的慶祝」。

一名年輕居民講述了一次被警察威脅開槍的經歷。為了不被毆打、不被「當成動物對待」，他掀起上衣跑開，以表明自己沒有攜帶武器。他說警察「只會來傷害人」，但也承認販毒集團同樣有錯，因為在居民來往的社區裡持槍走動是不對的。儘管如此，他說自己並不怕販毒集團，因為他在貧民窟裡和他們共處。真正讓他害怕的，是半夜待在家裡時，警察開著槍闖進來。

母親們以「我們為我們自己」為口號，將行動帶到巴西利亞。其中一位請求當局以「不帶入罪眼光」的方式看待貧民窟居民，因為據她所說，他們每天都被當成罪犯。她說，母親們已經盡了身為母親和公民的本分，她們前來是要求國家也盡它的本分：維護安全，而不是奪走孩子的生命，也不是執行一種她提醒大家、憲法中並不存在的死刑。

會面結束後，一位參與者評估了這次的接待情況。她提到司法部、人權部和種族平等部，並表示希望它們能延續這項計畫。她解釋為何重視這一刻：通常都是官員在講話，等輪到母親們發言時，他們就離開了，留下她們「自說自話」。這一次，有兩個時刻他們停下來聆聽她們的聲音，而她認為，「本來就應該一直這樣」。

影片以被控殺害 Thiago 的警察受審作為結尾。在作證過程中，Priscila 被遞上一張照片，並被問到是否認得自己的兒子。她回答，戴白色兜帽的男孩看起來像是 Thiago。接著，有人問她是否知道照片中另一人所比的手勢代表什麼意思。她回答：「是某個幫派的，對吧？我想是，我不知道。」她說她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也不想在那裡遭到攻擊。對方又問，這個幫派是否存在於她所居住的社區。她回答，它不只存在於那裡，而是遍及整個里約熱內盧。

法庭外，「Thiago，與我們同在，今日直到永遠」的呼喊聲再次響起。Priscila 總結了她在法庭上的經歷：「我們在這裡看到的不是對警察的審判，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對 Thiago 的審判。」紀錄片並未交代審判結果。旁白最後指出，這些死亡至今仍被當成附帶損害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