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te Power：德國、比利時與法國極右翼調查

旅程從德國開始。根據片中說法，德國情報機構登記在案的右翼極端分子有 35,000 人，其中近 15,000 人被視為具暴力傾向，居歐洲之冠。在聯邦內政部，一位曾任反恐檢察官的國務秘書回顧了這股潮流的歷史。他解釋說，直到 1960 年代後期，前納粹分子與新納粹分子一直試圖將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帶入「新時代」。

關於暴力事件，他指出高峰出現在 2015 至 2016 年，此後停滯在「非常、非常過高的水準」，約 1,100 起。他觀察到宣傳類犯罪與煽動仇恨罪略有上升。最令他擔憂的是話語的位移：「可說之事的界線正被不斷推移」。他認為這種演變極具威脅性，而且本質上與民主為敵。

為了理解這種仇外心理中的種族面向，導演在科隆附近見到了一位名叫 Axel 的前極端分子，如今已經悔改。2000 年代他被稱為「科隆的希特勒」，十年間是德國新納粹圈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在他看來，人之所以成為極端分子，不是因為一份製作精良的傳單或一場精彩的演說，而是因為生活中缺了什麼：想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渴望、對歸屬群體的追尋，或者只是有人給了他一件事做。他說自己在科隆組織了 1945 年以來「民族陣營」的第一場示威，一下子便在圈內取得了重要地位。

他承認自己曾是一個「言語殺手」。他號召打擊對手、「消滅」對方、「粉碎體制」。他說，這種語言會使人麻木、使人變得野蠻。最後你會告訴自己：如果別人不懂，我們就逼他們懂，於是暴力成了強加自身真理的必要手段。翻看那段時期的照片時，他提起在科隆一個高度多元文化的街區，以「德國屬於德國人」為口號舉行的集會，以及一種陰謀論式的世界觀：民主派、資本家、共產主義者、教會與多元文化主義統統遭到排斥。他說，他內心深處其實知道，大家公開談論的就是希特勒、反猶主義和種族優越。

另一位前成員 Philip Schlaffer 講述了自己在 1993 年加入光頭黨運動的經過，當時的東德是這股勢力十分活躍之地。那時的世界觀「非常簡單」：所有白人都是好的，其他人都是壞的。他記得一群群刺青、剃光頭、穿 Fred Perry 馬球衫的光頭黨在街頭作威作福。吸引他的是「沒有人能對他們指手畫腳」。後來他創立了自己的「同志會」，收容那些憤怒且對政治失望的年輕人。如今，他翻轉了這場運動自詡為「好人」的說法：「我們不是好人，我們是壞人。」

影片接著進行一段歷史回顧。片中指出，「反猶主義」一詞發明於 1879 年，其靈感來自一種雅利安種族注定主宰世界的觀念。影片提到，在美國，部分州直到 1967 年仍禁止跨種族婚姻；美國也誕生了擁有數百萬成員的三K黨，旁白稱之為史上第一個法西斯運動。1916 年，《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的作者 Madison Grant 宣稱，只要有一滴黑人血統就足以被視為黑人。根據片中說法，三十年後在紐倫堡被處以絞刑的納粹理論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將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視為邁向納粹主義的積極第一步。

1960 年代，美國新納粹分子 George Lincoln Rockwell 影響了大西洋兩岸的白人至上主義，並將其與馬丁·路德·金恩和麥爾坎·X 的抗爭對立起來。一位研究者解釋，「White Power」這個口號正是出自這個圈子：美國新納粹分子想以所謂的白人自豪回應「Black Power」，其基礎是白人世界團結一體、以及有一種需要守護的民族、種族與文化認同的觀念。紀錄片講述了 Rockwell 在 1966 年接受《Playboy》專訪的經過，他提出的條件是記者不能是猶太人。雜誌於是派出以採訪麥爾坎·X 聞名的黑人記者 Alex Haley。Rockwell 把一把左輪手槍放在桌上，使用了種族歧視的辱罵字眼，並宣稱他對黑人「沒有任何意見」，只是他們「在非洲會更快樂」。Haley 回答說，他經常被人這樣稱呼，但這是第一次有人付錢讓他聽。

同一位研究者強調了一個他認為根本性的轉變：十五年多以來，在所有極右翼派別中，包括最溫和、最守法的派別，民族問題所佔的分量都在不斷增加。

旁白指出，這些前成員的白人至上主義在 1990 與 2000 年代一直侷限於少數激進核心。2010 年代，敘利亞內戰與移民危機改變了局面。2015 年，安格拉·梅克爾接納了約一百萬名難民。影片播出她的演說：每一個進入歐洲的人都有權受到人道對待，符合《日內瓦公約》的人可以留下，而那些逃離戰爭與恐怖的人，我們必須讓他們融入、給予幫助。

紀錄片接著跟隨畢約恩·赫克（Björn Höcke），他是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最激進派系「Flügel」（意為「側翼」）的代表人物。在一場與反移民運動 Pegida 相關的集會上，赫克宣稱自 2015 年以來已有一千萬人進入德國。旁白指出，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資料，這個數字涵蓋所有合法入境者，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歐洲，並認為這種混淆是刻意為之。旁白表示，「再移民」（remigration），也就是大規模驅逐非歐洲籍外國人，如今不僅是赫克的主張，也是整個歐洲極右翼的主張，從暴力小團體到政黨皆然。導演也順帶自問：該不該給一個暴力幾乎不加掩飾、令人不寒而慄的極右翼發聲的機會？他承認這個問題存在分歧。

在一場演說中，赫克描述了一場捍衛德國與歐洲文化的「文化戰爭」，稱這種文化「正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他將 AfD 描繪為唯一一個願意「毫無保留」守護它的政黨。他宣布，AfD 執政的德國將成為打擊非法移民與推動再移民的引擎，歐洲將被打造「成一座堡壘」。他援引奧班·維克多（Viktor Orbán），以及匈牙利據稱憑藉邊境部隊和圍欄阻止的 2,700 起非法入境。他認為，在德國周圍建造這樣的屏障只需花費數十億，而過去十年的移民已經花掉、並且還將繼續花掉「數兆」。旁白強調，德國國內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Verfassungsschutz）認為這種種族主義的願景對憲法構成威脅。

一位專門報導極右翼的《明鏡週刊》（Der Spiegel）記者形容，Flügel 是一個名義上已解散卻依然活躍的團體，因為其成員都還留在黨內。她認為，其理念與人脈網絡仍在運作，這從黨代表大會上就看得出來，而且他們最終掌握著多數。因此，赫克才是黨內真正的掌權者，「因為沒有他，什麼事都辦不成」。她也指出德國社會的一個錯誤認知：以為新納粹分子一定剃光頭、穿軍靴和飛行夾克。極右翼思想同樣可以穿著體面的西裝外套出現，而 AfD 的部分成功，正源自它最初那種「教授政黨」的形象。

影片隨後採訪了一位極右翼出版人，他曾是軍人，在這個圈子活躍了約三十年。他將尚·哈斯拜（Jean Raspail）的《聖徒營》（Le Camp des saints）稱為「對我們非常重要」的書，這部反烏托邦小說想像歐洲被移民入侵所淹沒，他在德國出版了這本書，並附上一篇作者訪談。在他看來，2015 年是 AfD 崛起的關鍵：那是一場「衝擊」，一種無力感，面對那些被說成是有技能的家庭的入境者，但在他看來，來的主要是要來「改變這個國家」的年輕男性。他斷言，德國之所以是德國，是因為德國人生活在這裡並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大規模移民正在摧毀這種「獨特性」，而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差距越大，融合就越困難。

2024 年 1 月，調查媒體 Correctiv 揭露了一場在波茨坦舉行的祕密會議。AfD 和保守派基民盟（CDU）的成員在會上與奧地利身分認同運動活躍分子馬丁·塞爾納（Martin Sellner）會面，塞爾納主張也應驅逐具外國血統的德國公民。旁白指出，有人從中看到了 1942 年萬湖會議的影子。那位《明鏡週刊》記者強調，在 AfD 內部就「再移民」含義展開辯論之後，赫克與東部各邦的其他黨團主席發表了一份聲明，其中明確將「未同化」的德國人納入其中。她說，這正是問題的關鍵：透過強制與施壓，把 AfD 認為融合不足的人趕出國門。

導演前往奧地利，以確認自己沒有誤解這個概念。塞爾納表示，AfD 的負責人與活躍分子私下會面是常有的事。他將再移民的對象界定為生活在他認為正不斷擴大的「平行社會」中的非歐洲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他也描述了一套制度改革：嚴格的歐洲邊境制度、在邊境實施遣返，以及在歐洲境外設立移民營。

旁白指出，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拒斥並不新鮮。新鮮的是，如今它吸引了德國五分之一的選民，在前東德地區更達三分之一。在他看來，Flügel 路線在圖林根邦的首次選舉勝利，不能只用移民問題來解釋。他提到德國媒體所說的「陰暗的德國」：在那裡，20% 的人表示貧窮與不平等助長了激進投票，而 AfD 想利用的正是這種處境。一名年輕黨員說，他是因為移民政策才投身政治的，並聲稱德國為尋求庇護者提供了最優渥的社會條件。旁白回應說，沒有人是為了領取社會福利而逃離敘利亞、阿富汗或蘇丹的屠殺，而移民的勞動也幫助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在圖林根邦奧爾德魯夫（Ohrdruf）每月一次的 AfD 攤位上，黨員們表示他們是在收集居民的憂慮。其中一人拒絕被貼上納粹或極端分子的標籤：如果真是那樣，他就不會入黨。他們「全都來自資產階級陣營」，熱愛自己的家鄉，因此「不怕聯邦憲法保衛局」。

導演接著前往比利時，他將這個國家描述為一個獨特的案例。在法語區，自 1992 年起，極右翼便無法在公共廣播電視上進行直播發言。比利時國民陣線最終以僅約 1% 的得票率解散。旁白指出，這一成功本可啟發其他國家，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法蘭德斯，民族主義極右翼，即由「弗拉芒集團」（Vlaams Blok）改名而來的「弗拉芒利益黨」（Vlaams Belang），在民調中穩居前列。在法蘭德斯拍攝的一段對話中，一名黨員解釋說，應該先把非法移民和罪犯遣返。被問及孩子們的命運時，他笑著提到一列開往國外的火車。

旁白指出，該黨的仇外論述數十年來未曾改變，但如今染上了一個能凝聚整個極右翼的概念：「大取代」，這個概念最初在十九世紀末針對的是猶太人。在一場集會上，一位演講者歡迎大家來到布魯塞爾，「所謂的歐洲首都，一個大取代已經發生的城市」。另一位發言者揶揄道：二十年後，議會議長對公眾講話時「大概會用阿拉伯語」。一位政治學者解釋，大取代的觀念建立在對國族的種族化想像之上，在這種想像中，一個非洲裔法國人「永遠是非洲裔」。他說，在選舉層面上，這個觀念顯然能驅動投票。

影片以一名學生的研究來反駁這種論述。這名學生在唐納·川普因布魯塞爾的移民狀況而將其比作「老鼠洞」之後，選擇了這個題目。他的數據如下。在包括紐約、倫敦、新加坡和墨爾本在內的約二十座國際大城市中，布魯塞爾屬於移民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在約 120 萬居民中，每十人就有六人出生時並非比利時籍，其中兩人後來取得了比利時國籍，如今約 40% 的人口持有外國國籍。

但他強調，這些外國人大多數是歐洲人，與極右翼所說的來自北非或中非的人潮淹沒恰恰相反。布魯塞爾最大的僑民群體是法國人。在前十大國籍中，只有一個來自歐洲以外：排名第四的摩洛哥人。他說，他的目的是「打破成見」。

弗拉芒利益黨則不把大取代說成陰謀論或意識形態，而是「一個單純的經驗觀察」，至少對那些沒有「被多元文化主義蒙蔽」的人而言是如此。該黨一位前黨主席如今在歐洲議會中與瑪琳·勒朋屬於同一黨團，他提到國民陣線與該黨的友好關係可追溯到 1980 年代。他談到應當推動並強制「數百萬非法移民」返國，並與其原籍國進行協商。他還順帶將《日內瓦公約》稱為「瘋狂之舉」。他認為這個過程需要二十或三十年，「但前提是先把水龍頭關上」。

這位比利時政治學者將極右翼形容為一個「星系」。第一圈是他所稱的激進右翼民粹政黨：國民聯盟、弗拉芒利益黨、Vox。另一圈則從更根本的層面挑戰民主，包括新納粹類型的運動，例如被司法認定為犯罪組織的希臘金色黎明黨，以及像 2011 年 7 月奧斯陸與于特島襲擊事件的兇手安德斯·布雷維克（Anders Breivik）這樣的個人。在他看來，譴責「文明更替」是所有極右翼的經典論調，從最溫和到最極端皆然。

影片也提到在紐西蘭基督城清真寺犯下屠殺、殺害 51 人的布倫頓·塔蘭特（Brenton Tarrant）。片中指出，大取代的概念在十年間啟發了全球近 70 起襲擊事件，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增幅達 320%。這股恐怖主義潮流被稱為「加速主義」。其宣言被形容為一本名副其實的白人至上主義殺手手冊，向兇手致敬並號召殺戮。一位研究者解釋，這股自 2015 年起出現的潮流認為種族戰爭已經開始，種族滅絕無論如何都會發生，關鍵在於讓白人「贏得這場競賽」。其支持者以自己的方式否認大屠殺：他們責怪希特勒沒有滅絕歐洲的猶太人，因為他們相信猶太人正透過全球化和移民策劃「白人滅絕」。

旁白指出，根據片中引用的歐洲數據，法國一國就佔了歐洲已發生或被挫敗的極右翼恐怖行動的近一半。法國情報部門統計有 3,000 名暴力極右翼活躍分子，其中一部分已被列入監控名單。在 Telegram 上，這種暴力毫無節制地宣洩。一名記者分析了一個按省份集結潛在成員的頻道。從頭像照片來看，有些人身穿軍裝、佩戴外籍兵團臂章，另一些人則穿著看似印有「police」字樣的戰術背心。對話中充斥著殺人號召：鎖定一處移民收容中心並將其燒毀，甚至還有將屍體綁上重物沉入水中以毀屍滅跡的建議。根據片中說法，該頻道已被關閉，相關人士遭到起訴，部分警察也已被定罪。

紀錄片著墨於一股在 2020 年代初重新扎根的極端暴力潮流：革命民族主義，存在於法國和歐洲的多個小團體中。其思想導師是弗朗索瓦·杜普拉（François Duprat），他本人將其定義為一種新法西斯主義。在一段檔案影像中，杜普拉估計，極右翼「無需任何政治工作」就能代表 8% 至 10% 的人口，而其主要議題得到了多數或相當大的少數法國人認同。他舉出 58% 的人懷念帝國，約 54% 的人反對馬克思主義。他由此得出結論：所欠缺的是一個政治工具，也就是政黨。

一位歷史學者解釋，杜普拉是國民陣線創建的核心推手，並成為該黨的二號人物。1972 至 1978 年間，國民陣線起初以反共為主，對移民問題興趣不大。杜普拉意識到這塊陣地已被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或席哈克（Jacques Chirac）等更有地位、更體面的人物佔據。於是他以文字闡述了轉向移民與社會問題的路線。1978 年，「一百萬失業者，就是一百萬多餘的移民」的海報問世。當原本對他們不屑一顧的左派活躍分子開始撕他們的海報時，黨員們明白自己找對了口號。

接下來的檔案影像顯示，「革命民族主義青年團」的光頭黨公開宣稱要「痛打移民」來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根據片中引用的警方檔案，1980 至 1983 年間，針對馬格里布人的暴力事件增加了 225%。這位歷史學者表示，2001 年引發了新一輪加速，2015 年則使針對馬格里布人的暴力事件增加了兩倍。他認為確實存在「一種社會需求」，即對移民背景人士的存在和伊斯蘭教的強烈反對，而激進右翼正是這種需求的先鋒。

為了理解激進分子與政黨之間的關係，導演採訪了革命民族主義的歷史性人物克里斯蒂安·布歇（Christian Bouchet）。導演形容他彬彬有禮卻立場激進，曾創立過去三十年來最極端的團體，後來加入了瑪琳·勒朋的政黨。布歇重申了他認為出自杜普拉的觀點：小團體成不了氣候。他說，五十年來沒有任何激進團體發展成別的什麼。人數上限就是 300、400，或許 1,000 人，「靠這點人是奪不了權的」。不過，激進團體能夠傳播新思想，透過影響大黨的基層而對其發揮「遊說團體」的作用，並觸及一部分年輕人。它會「把思想噴灑出去」。

他說，憑藉遠勝地方幹部的組織動員本領，他在國民陣線的層級中迅速竄升。他和身邊的人支持瑪琳·勒朋，當時他們把她視為自己理念的現代版本。那時，國民陣線對「體制」還構不成足夠的威脅，因此沒有人在意他的過去。他確信，換作今天，這些過去一定會被翻出來。旁白從中看到國民聯盟慣於將激進分子回收進自己隊伍的做法。

在巴黎，這股潮流體現在 GUD 身上，該團體成立於 1968 年五月風暴之後，目的是在大學裡以暴力對抗左派。旁白指出，2013 年該團體一名成員殺害年輕反法西斯活躍分子克萊蒙·梅里克（Clément Méric）後，團體宣告解散，隨後改名為「巴黎輕步兵」（Zouaves Paris）。2022 年 11 月，在 Marc de Cacqueray-Valménier 的領導下，它重新啟用 GUD 之名，影片將此人描述為一個極度暴力的人物。2023 年 5 月 6 日，600 名成員在巴黎遊行，現場幾乎沒有警力。

一位 Mediapart 記者解釋，這場明顯由 GUD 圈子發起的遊行，讓 Axel Loustau 與 Olivier Duguet 的身影重新浮上檯面，兩人與瑪琳·勒朋關係密切，曾擔任其小型政黨「Jeanne」的財務主管。Mediapart 透過一篇又一篇的調查報導，記錄了這個「GUD 關係網」對帶有可疑色彩的聚會的偏好。她展示了曾任大區議員、並在 2017 年主持瑪琳·勒朋競選財務小組的 Axel Loustau 的貼文：一盤米飯排成卍字形，以及 2013 年 1 月一段充滿大屠殺暗示的對話，正值瓦斯價格上漲之際，提到了焚化爐和肥皂。她表示，部分 GUD 年輕成員，包括 Logan Djian 與 Marc de Cacqueray-Valménier，曾受僱於他們的公司。兩者之間的聯繫也透過國民聯盟議員的國會助理或實習生延續，其中一些人曾在暴力行動中被發現；此外，「世代認同」（Génération identitaire）、GUD 或 La Cocarde 的前成員也會出席國民聯盟的會議。

學生工會 La Cocarde 的一名負責人描述了他們的目標：在政黨之外凝聚力量，在他認為大多已被左派掌控的大學裡展開一場「文化戰爭」，在他看來，國民教育體系、廣播電視乃至 Netflix 也是如此。大學是進入職場前的「最後一道閘門」，是「抓住年輕人」的時機。被問及與 GUD 的關係時，他表示與該團體或其他團體都「沒有組織上的聯繫」。

反種族主義活躍人士、SOS Racisme 前副主席 Saphia Aït Ouarabi 的看法恰恰相反，認為工會極右翼、政治極右翼與 GUD 等團體之間存在「極強的相互滲透」。在觀察一場發傳單活動時，Saphia Aït Ouarabi 指出了 Marc de Cacqueray-Valménier，並對現場出現糾察隊表示擔憂，認為這顯示出付諸行動的意圖。用 Saphia Aït Ouarabi 的話說，這些糾察隊往往配備指虎、雨傘或機車安全帽。

Saphia Aït Ouarabi 談到極右翼，尤其是國民聯盟，在正常化方面經歷了「最可怕的幾年」，並拒絕使用「去妖魔化」一詞，因為這個詞預設了極右翼曾經被妖魔化過。根據這種分析，2022 年總統大選加速了瑪琳·勒朋的正常化。媒體把她與艾瑞克·齊穆爾（Éric Zemmour）的競爭搬上檯面，是一個錯誤：齊穆爾的出現反而讓瑪琳·勒朋顯得更體面，讓人以為她「只愛貓」，但她的政見其實包括廢除出生地主義和國民優先。

Saphia Aït Ouarabi 接著講述了 SOS Racisme 在 2021 年 12 月初齊穆爾造勢大會上的一次行動。活躍人士們站起來高喊「對種族主義說不」。這個口號是刻意選得「蠢到不行」，為的是證明它也會引起敵意。隨後約一百人向他們發動攻擊，其中有 Marc de Cacqueray-Valménier 的「輕步兵」，也有「再征服黨」（Reconquête）的基層黨員。Saphia Aït Ouarabi 認為，這是法國公共辯論第一次正式承認法西斯化極右翼與政治極右翼之間的相互滲透。

一位曾要求成立極右翼調查委員會的國會議員，在國民議會上宣讀了一份單單一週內發生的事件清單：一個暴力團體號召殺害外國人或 LGBT 人士；卡爾維（Calvi）發生一起縱火未遂事件，並出現「阿拉伯人滾出去」的塗鴉；吉沃爾（Givors）一所高中附近出現種族主義塗鴉；聖布里厄（Saint-Brieuc）的阿摩爾濱海省共產黨總部被塗上納粹標誌。他強調，這只是「典型」的一週，前一週或後一週他也能列出同樣的清單。

他展示了自 2022 年 11 月起收到的來自一個「732 委員會」的恐嚇信。第一封暗示他應該待在「地下」。第二封詳細描述了可以如何監視他的住處、行程和作息，接著提到綁架與處決。他描述這些小團體是在歐洲層面組織起來且具行動能力的，並指出其策略是：藉助《Valeurs actuelles》、Boulevard Voltaire 或 Livre noir 等媒體炒作一起社會新聞，由這些媒體建構敘事，然後在當地動員施壓，迫使人們屈服。他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要等到一位民選官員、一名活躍人士或一位公民因為投身左派、因為收容最弱勢的人或因為支持 LGBT 運動而遇害，政府才會採取行動嗎？

旁白指出，法國有近 40 個暴力小團體在活動，被解散的卻寥寥無幾。為了理解這種縱容，導演前往里昂，他將這座城市形容為法國乃至歐洲極右翼的某種「麥加」。革命民族主義團體「人民里昂」（Lyon populaire）的一名負責人表示，他們想要「走向人民」，走出「政治貧民窟」。他說團體吸引了各式各樣的人，並懷有超越地方層級的雄心。在他看來，取代「是一個事實」。該團體不區分合法與非法移民，而是區分歐洲移民與非歐洲移民：法國人是「一個說法語、具有法國文化的歐洲人」，義大利人的同化與喀麥隆人或摩洛哥人的同化不能相提並論。他自稱在意識形態上有別於再征服黨和國民聯盟，但承認在社會議題和生態議題上與後者有共通之處。旁白指出，該團體的一名成員同時也是國民聯盟的地方幹部，並曾是該黨在國會選舉中的候補候選人。

在一個攤位上，這名成員介紹了該運動的綱領：生態、能源、生命倫理。他捍衛「人從受孕到自然死亡」的生命，因此反對安樂死和人工流產。他指控省政府「千方百計」阻撓他們發展。他補充說，當活動遭到禁止時，傳達出的訊息就是只有暴力才有用，屆時團體「未必能控制」年輕成員的衝動。旁白觀察到，無論是天氣還是在場的警察，都沒能阻止這個攤位整個上午照常運作。

一位地方民選官員描述了極右翼在第五區里昂老城的扎根情況，其據點集中在 Montée du Change 一帶已被掌握的場所：一間拳擊館和一家社團酒吧。他表示，針對 LGBT 遊行、聲援巴勒斯坦集會的「懲罰性出擊」，以及趁足球比賽時發動的襲擊，都是從那裡出發的。他質疑，區區幾百個傳播如此有害訊息的人，怎麼能夠持續行動。一位國家代表解釋了其中的困難：這些人行事隱密，團體也不會公開承認其行動。因此，情報部門和檢察機關的工作在於建立行為、地點與團體之間的關聯，以便為司法程序蒐證。旁白指出，解散團體的成效仍有爭議。

面對這些團體，「青年近衛隊」（la Jeune Garde）組織了起來。其發言人拉斐爾·阿爾諾（Raphaël Arnault）講述，曾有約四十人到他家樓下要襲擊他，還有好幾輛車在他的公寓周圍打轉。他不知道如果事先沒有接到通知，自己現在會是什麼狀況。該團體標榜一種「自衛文化」：從事反法西斯運動卻不預防攻擊，那才「荒唐」。在他看來，表明自己會自衛，已經減緩了這類攻擊。一名女性成員表示，凡是有積極行動主義的地方，第一線的極右翼就會退卻，她說這是她在里昂觀察到的。成員們寧可在大白天貼海報，好讓人看見，而不被當成「從森林裡冒出來的反法西斯分子」。

影片跟拍了一場遊行，參與者包括來自青年近衛隊扎根的五座城市的支援者：巴黎、史特拉斯堡、里爾、蒙彼利埃和土倫。麥克風前有人宣稱里昂是「極右翼之都」，必須關閉激進團體的據點。旁白指出，一群蒙面持械的成員，尤其是來自人民里昂的人，試圖攻擊遊行隊伍，但被警方擋下。入夜後，他們襲擊了在其據點附近一處文化中心舉行的巴勒斯坦議題討論會。一位民選官員提到，一年多前他就曾寫信給馬克宏總統，並附上了有據可查的資料。

在一場活躍人士的辯論會上，一位發言者概括了對抗極右翼者的心境：真正的問題是要「戰勝失敗主義」。他呼籲在論點與行動上展現「兵法」，因為距離總統大選還有三年半，防線已被「非常深地突破」。他強調，贏得法國總統大選，不同於當上義大利或匈牙利的總理，甚至不同於當上美國總統：而是囊括「所有權力槓桿」。

旁白總結道，從極端暴力的小團體到政黨，極右翼不只是一個生態系統，而是一個共享同一種種族主義願景的家族。他提到，2002 年有超過一百萬名示威者在巴黎街頭對這種願景說不，2024 年也有數百萬德國人這樣做。但他認為，這些思想已經在歐洲社會中開花結果。他以一個問題作結：如果極右翼在全歐洲實施其綱領，我們之中會有多少人站出來反對？「現在是 2024 年，歐洲正站在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