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智慧型手機：西班牙家庭推動「無手機青春期」的運動

紀錄片從瑪爾（Mar）開始。她是一名青少年，和大多數同學不同，她沒有手機。她的母親是法國與西班牙混血，對智慧型手機的態度變得格外強硬，並在家中訂下嚴格的規矩。臥室裡不放任何螢幕。寫作業時使用客廳的電腦，螢幕讓所有人都看得見，房門也保持敞開。

這項限制同樣適用於大人。母親把手機放在家中一個固定的角落，有點像是「手機停車場」。她會走過去查看有沒有訊息，晚一點再回覆。她解釋，這是一種負責任使用手機的方式，也是為了對女兒、對自己保持一致，因為他們發現手機在生活中佔據得太多了。她說，當手機放得遠遠的，她會感到想去看它的衝動，而讓手機不在伸手可及之處，能幫助她克制自己。

這個家庭決定至少等到瑪爾 14 歲才給她手機。在對話中也浮現了這個決定的代價：被排除在同儕分享的事物之外所帶來的挫折感。這位母親是「無手機青春期」協會的成員，報導指出，這個協會正處於快速擴張之中。

這場運動誕生於波布雷諾，一個臨海的寧靜街區。發起人是伊莉莎貝（Elisabet），時間是 2023 年 9 月。回頭看時，她自己也感到驚訝：她說一年之內發生了這麼多事，感覺好像已經過了更久的時間，並形容那是一種暈眩感。

一切始於她的孩子和朋友們玩耍的那座公園。她建立了一個名為「波布雷諾無手機青春期」的 WhatsApp 群組。她最初的想法很單純：和孩子們三、四個朋友的家長談談，讓大家意識到問題，並一起延後給孩子手機的時間。這個想法的邏輯是集體性的：如果家庭們「團結起來」，孩子就不會覺得孤單，社會壓力也會降低。一開始群組裡大約有十位家長。令伊莉莎貝意外的是，短短幾週內，巴塞隆納就有數千人加入。

伊莉莎貝在社群媒體上傳播這個訊息，但更主要是透過她的舞蹈學校，在現實世界中推廣。「斷線」甚至成了她下一場演出的主題。這齣作品將從類比世界開始：木偶與遊戲。演到一半時，會出現一個魔法盒子，裡面有一台閃爍著許多燈光的平板，從那之後，Wi-Fi、平板、Android 和機器人陸續登場。她強調，這並不是要排斥科技。她希望能有平衡、想像力與運動，並在這個基礎上，留一段「好好使用」科技的時間來查找資訊，因為她一再重申，科技只要用得好，是非常有用的。其中一個女孩說，她 16 歲時才會拿到手機，如果更晚也無所謂，因為她還是可以繼續玩。

對伊莉莎貝和她的追隨者來說，手機已經成為一個公共衛生問題。報導指出，西班牙的孩子每天花在螢幕前的時間超過三小時，週末則接近五小時，並將此形容為真正的成癮。

在馬德里一家設有青少年專科小兒科門診的診所裡，任職的是瑪麗亞‧薩爾梅隆（María Salmerón）醫師。她在那裡為 24 歲的露西亞（Lucía）看診，露西亞因焦慮問題前來求診。露西亞描述了自己的模式：當她「心情低落」時，往往會花好幾個小時滑手機，好讓腦袋放空，不去想那些讓她煩惱的事。比起打電話給別人、約人見面或從事其他對她更有益的活動，這樣做容易得多。她回憶，一開始社群媒體的問題在於不斷的比較。身為一個對自己的身體與認同感到不安的女孩，這對她影響很大。

薩爾梅隆提出了一個她常被問到的問題：如果社群媒體是一種社交方式，人怎麼會對它成癮？沒有人會對擁有網路以外的朋友上癮。她的回答是，社群媒體從一開始就存在成癮模式：按讚、留言、無限滾動。當她問露西亞，即使已經意識到問題並試著以其他方式應對，現在是否認為自己成癮時，露西亞回答是的，完全是，甚至比以前更嚴重。旁白補充，根據一些研究，螢幕成癮可與古柯鹼成癮相提並論。

薩爾梅隆立刻支持這場運動。她說自己非常感動。在一些小兒科論壇上，她曾被認為「非常極端」。突然間，出現了一場由家庭發起的運動，他們出於對螢幕影響孩子的擔憂，開始推動了她所說的、過去沒有人做到的事，「連小兒科界都沒有做到」。

其他醫療專業人員也加入了。加泰隆尼亞協會會長瑪麗娜‧費南德斯（Marina Fernández）解釋，她是以母親的身分加入的，但她的醫療專業也影響了她投入的程度。她和其他同事有著同樣的擔憂：看到每當有螢幕介入時，許多症狀就變得更嚴重，包括精神運動發展、語言，以及社交與情感能力。她解釋，最脆弱的區域是大腦前部，每當出現干擾，這個區域的發展就會減少。旁白指出，研究清楚表明，手機正是這類干擾之一，而且發生在大腦神經連結形成的關鍵時期。

紀錄片造訪了一間實驗室，迪亞哥‧雷多拉（Diego Redolar）博士在那裡使用電極頭盔觀察大腦活動。首先，一位名叫安娜（Ana）的受試者閱讀一本簡單的書。雷多拉指出，語言區、視覺區，以及一個他認為對搜尋詞彙與記憶非常重要的下顳葉區域都被活化了。

接著，研究人員給她一支手機，讓她在 Instagram 上滑動瀏覽。旁白引用一項研究指出，我們每天滑過的圖像超過 180 公尺，相當於一座足球場長度的一倍半。雷多拉將他觀察到的現象形容為大腦「較平坦、較均質」的活化，彷彿進入了待機狀態。他談到一種遲鈍的狀態，注意力被壓平，人不斷從一則快速資訊跳到下一則，什麼都沒有留住，也沒有規劃或推理。他也補充說明，這只是一項假設：他和團隊認為，這對仍在發育中的大腦可能會有更深遠的影響。

作為對照，他們也測試了桌上遊戲。旁白說，發展策略與預測對手的攻擊能夠建立神經連結。根據雷多拉的說法，玩遊戲時，這些技能會轉移到其他認知能力上並使之增強，而使用手機時則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為了讓孩子重新回到現實世界玩耍，這場運動現在希望影響政治決策。盧娜（Lluna）負責統籌加泰隆尼亞北部赫羅納（Girona）分部，並以具體提案向市政府施壓。其中一項是為商店設計的貼紙：參與的店家將組成一個「友善商店」網絡，沒有手機的孩子遇到問題時，可以去這些店請店家幫忙打電話給媽媽。他們也提議舉辦講座、工作小組和教育交流活動，讓大眾認識當前的現實，以及若照這個速度繼續下去，可能會走到什麼地步。

這些提案必須在市議會全體會議上表決。盧娜希望所有市議會黨團都能支持，讓這件事不屬於某一屆特定政府，而是屬於全體市民。

一年來，盧娜走遍全國，與家庭和專業人士會面，並試圖協調這場行動，避免它失去動能。她說明了自己的動機。她小時候曾遭受虐待，她深信網路霸凌，甚至性侵害，都隨著社群媒體的出現而呈指數型增加。

她也講述了兒子的經歷。兒子八歲時，在一款遊戲中進入了一間虛擬脫衣舞俱樂部，裡面的一名妓女可以為他跳舞，而玩家可以殺死她，或把她帶上車。對她來說，這破壞了孩子的純真。她的結論是，一位母親只能在自己家的四面牆之內保護孩子。孩子會去其他孩子家、會去學校，而她說，學校裡下課時間有開著行動數據的手機，課堂上也有網路，所以孩子們會看到很多東西。因此，保護群體的方式就是保護所有人：光靠保護自己的孩子，無法保護整個社群。

盧娜受邀到巴塞隆納南部一座城鎮的學校演講，同台的還有一位知名的兒童心理學家。觀眾席中有瑪爾的母親和她的丈夫。有些家庭分享，拿走智慧型手機之後，他們「找回」了自己的孩子。但也有一些家長感到力不從心，或者直接抱持抗拒態度。

這段交流在錄音中只能部分聽清，呈現出幾種張力。講者批評把「極度有害」的東西當作獎勵，例如一小時的平板時間，因為獎勵傳達的訊息是那是好東西。有些家長則有不同看法。一位母親說，她女兒的中學理論上禁止手機，但女兒還是用手機聯絡過他們兩三次。另一個人則認為，大家正在把手機和螢幕「妖魔化」，並問該如何陪伴孩子使用，而不是一味禁止。

盧娜坦承他們無法說服所有人，也說他們並不打算這麼做。她把自己的方法形容為「一點一滴，一個人接著一個人」：有人起初懷疑，後來回來說他們在家試了某些做法，看到孩子有了改變，現在明白原因了。她強調，目標只是讓更多人得到這些資訊。

報導指出，這場行動已經讓西班牙有所動作。2023 年 12 月，面對家庭的壓力，政府禁止在小學與中學的課堂和操場上使用手機。

在攝製團隊造訪的那所中學裡，學生在入口處交出手機，14:35 放學時再取回。一名女學生覺得這樣很好：這樣她就能確保手機不會在課堂上被偷。當紀錄片問他們能不能不用手機過日子時，回答各不相同。一個人笑著說他做不到。另一個人解釋，他都是透過 WhatsApp 約人踢足球，沒有手機的話，他就不會出門了。還有一個人認為沒有手機有點無聊，但日子照樣過。當被問到要不要進行為期一年的實驗時，保羅（Paul）說好。

在校園內，現在唯一被允許使用的螢幕都在老師的監督之下。一位教師解釋，以前學生會試圖在課堂上偷看手機、互傳訊息，還會偷拍老師，「這些都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校長注意到操場上的事件減少了。以前，如果有孩子跌倒，其他人會嘲笑他並拍下來，造成令人不愉快的情況。他說，有了手機，霸凌變得更容易。

對這場運動來說，這還不夠。在瓦倫西亞的一場小兒科醫師大會上，瑪麗亞‧薩爾梅隆發表了西班牙小兒科學會關於家中螢幕使用的新建議，據她表示，這些建議當時尚未公開。主要重點如下：

• 「零螢幕」的年齡提高到 6 歲。過去是 2 或 3 歲。
• 12 至 16 歲之間，每天少於兩小時，不含在校時間。
• 應該安裝家長監控措施。
• 應優先使用無法上網的手機。
• 必須延後擁有第一支智慧型手機的年齡。

關於最後一點，薩爾梅隆這樣總結：越晚越好。18 歲比 16 歲好，23 歲又比 18 歲好。報導指出，這將是全世界最嚴格的建議，比魁北克的還要嚴格。

對薩爾梅隆來說，這也還不夠。她主張，必須要求科技公司停止做那些他們明知會直接影響健康的事。面對「向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要求道德」的質疑，她回應說，製藥業和菸草業也都受到了規範。因此她認為，這必須在立法層面、由各國政府共同推動，因為在網路上，「要嘛大家都受規範，要嘛誰都不受規範」。

這場戰役無法只在地方層級進行，這場誕生於巴塞隆納一座公園的運動，正逐漸擴展到國際層面。盧娜首次與其他歐洲家長協會舉辦線上會議。參與者包括在法國從事傳播工作的卡洛琳‧德‧普萊桑斯（Caroline de Plaisance），以及義大利教師西蒙尼‧蘭扎（Simone Lanza）等人。

大家一致認為，踩下數位化的煞車，與歐洲推動、鼓勵投資科技的計畫背道而馳。他們提議加強在學校和地方層級的行動，同時讓代表在歐盟發聲。一位參與者建議與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對話：她表示，這些國家是最早把一切數位化的，而現在正在走回頭路，因為他們意識到那有多麼有害。旁白補充，各地政府開始有所回應，法國預計將從 2025 學年起，在小學和初中（collège）全面禁止手機。

盧娜前往馬德里參加為期兩天的國際會議，與會者有來自西班牙各地的醫師、教師和家長。對他們來說，方向的轉變仍然太過緩慢，而科技公司總是領先一步。

德國神經科學家曼弗雷德‧施皮策（Manfred Spitzer）發表演說。他批評「數位就是未來」、甚至連幼兒園都必須數位化的論調。他主張，這樣做等於犧牲孩子的未來和健康，並稱之為不負責任。紀錄片指出，施皮策關注亞洲的情況，在那裡，中國成功強制推行教育內容，並對未成年人實施數位宵禁。他的演講只能斷斷續續地聽到。

在同一場會議上，一位與會者表示，她確信第一家做出真正合乎道德之事的科技公司，「股價將會上漲」。

旁白提出，也許已經有一整個世代被犧牲了，而對非常年輕的父母來說，未來就決定在現在。紀錄片以運動中的一個聲音作結，這個聲音沒有給出確切的時程，但表達了一份信念：「也許五年，也許六年」，但這場奮戰終將有好結果，因為道理站在他們這一邊。根據這個聲音的說法，機構、家庭、教師和專家看清這一點只是時間問題，因為數據就在那裡，任何人都可以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