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伯豪森和平村：來自危機國家的病童如何在德國接受治療，並重返家園

在杜塞道夫機場，紅十字會的救護人員正等候一架來自安哥拉的包機。機上載著59名重病兒童，他們的父母不能隨行。由於家鄉沒有治療的可能，父母將孩子託付給奧伯豪森和平村的克勞蒂亞·佩普穆勒。她親自到安哥拉接回這些孩子，此時她和團隊已經奔波了三天，光是飛行就花了九個小時。片中指出，對這些孩子而言，在德國接受手術是他們過上正常生活的最後機會。

克勞蒂亞會一路照顧這些孩子直到他們返鄉，每個孩子罹患的疾病不同，也各有各的需求。她描述，與孩子相處的時間越長，他們的恐懼就越少。如今有些孩子在飛行途中甚至會開玩笑，大家「找到了一個能夠彼此共處的基礎」。兩名孩子直接被送往醫院，其餘的則搭巴士前往奧伯豪森。接下來的幾個月，他們將往返於治療地點與和平村之間。

片中將和平村形容為一種附設醫療診間和小型診所的兒童之家。這個組織成立於1967年中東六日戰爭之後；此後，許多戰爭與人道危機接踵而至。組織的經費完全來自捐款。拍攝期間，除了來自安哥拉的孩子，村裡還有特別多來自阿富汗的兒童，總共約有300名孩子住在那裡。

每次新成員抵達，都會引起一陣騷動。克勞蒂亞指出，村裡的每個孩子當初都是這樣來到這裡的，因此其他孩子很能理解新來者起初的恐懼——那是一種介於害怕與好奇之間的感受。經過約20個小時的旅程，安哥拉孩子吃到了第一頓熱騰騰的餐點。他們起初與其他孩子分開用餐，因為還不確定是否帶有傳染性疾病。之後也會依其他標準分開：出於對孩子們出身國家習俗的尊重，女孩和男孩在不同時段用餐，基於同樣的理由，餐點中也不提供豬肉。

隔天，來自阿富汗、塔吉克和安哥拉的男孩們在醫院治療的空檔踢足球。有些人已經在德國待了一年多，有些甚至是第二次來。針對他們的骨髓炎、泌尿道感染、燒燙傷或骨科問題，和平村在德國各地尋找願意免費治療的醫院。治療成功後，孩子們就會回到家人身邊。

克勞蒂亞解釋其中的原則：簽證是為了醫療照護而核發的，因此孩子們無法申請庇護。此外，深愛著孩子的家庭正在等待他們，「無論他們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中」。這些家庭期望孩子被送回來，既不被「扭曲」，也不被傳教。和平村向父母承諾，不會去改變他們的孩子，而是讓他們恢復健康。

在新成員的首次檢查中，焦點落在11歲的羅薩里奧身上。他患有腦膨出，這是一種腦組織從顱骨裂隙突出的畸形。首先為他檢查的是日本醫師Yagura，二十多年來，他每年都把年假用在和平村擔任志工。羅薩里奧還不會說德語，彼此只能比手畫腳溝通。

身為骨科醫師，Yagura醫師也檢查了羅薩里奧的雙腳。這類畸形在幼兒時期相對容易矯正，但在安哥拉並沒有得到治療。如果腳不接受治療，羅薩里奧遲早會面臨骨髓炎的威脅。被問到他的動機時，Yagura醫師用日語表示，大意是：住在這裡的孩子們教會他一個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生命與家庭的意義是什麼——這些都是他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不會察覺的事。

隔壁房間躺著雅辛塔，她必須由救護車運送。自從一場意外後，她已經依靠輪椅生活了三年。外科醫師安德烈亞斯·歐爾克發現，她腿上的金屬桿，也就是所謂的外固定架，已經生鏽了——它們在她腿裡已經待了這麼久。他說自己還特地再三確認，因為實在難以置信。這些外固定架造成了額外的傷害，必須盡快移除。

雅辛塔非常疼痛。歐爾克形容她因過去幾年的經歷而飽受創傷：移除外固定架和螺絲通常並不會痛，但這個孩子很害怕，也無法應付眼前的處境。後來團隊在麻醉下成功移除了金屬桿，並在過程中發現了嚴重的骨髓炎。歐爾克決定先用石膏將她的腿拉直固定。

但雅辛塔並未因此脫離險境。歐爾克解釋，骨頭並未癒合，而且會移動。可能發生的情況是骨頭從側面穿出、發炎處反覆化膿，最終雅辛塔會發高燒並引發敗血症。到時就必須截肢，「這當然是一場災難」。如果能避免這種情況，那就「簡直太棒了」。和平村裡有很多像她這樣的骨髓炎病例。

在看診與治療之間，孩子們應該在村裡好好休養。片中提到，許多孩子在這裡第一次遇到和自己一樣生病的其他孩子——終於不再是異類，這帶給他們安慰。固定的照護人員負責照顧各個小組，從刷牙到上床睡覺都一手包辦。

莉莎·榮格就是其中一位。她照顧的一名男孩剛做完泌尿道手術回來；她教他如何清空集尿袋，並告訴他集尿袋預計在11月完全移除。她形容自己的角色是看護、教育者、「半個護理師，即使沒受過專業訓練」，必要時還要當清潔工。所需的醫療知識都是在現場學會的。醫療人員只有早上到下午在場；傍晚、晚上、夜間和清晨，照護人員必須獨自和孩子們在一起，也必須知道該怎麼做。

莉莎九年來一直以輪班方式全天候工作，好讓遠離家人的孩子們身邊總有一張熟悉的面孔。她說，她想不出比這更有意義的工作：給那些原本可能毫無機會的孩子一個機會。他們應該成長為健康的大人，過正常的生活——「不多也不少」。

根據片中說法，去年有276名孩子在金錢與物資捐助（其中也包括醫院的治療）的幫助下恢復健康。為了更有效率，四年前在村內設立了一間門診診所。每逢星期六，志工醫師們有空進行手術。曾在加護病房工作的西蒙娜負責協調手術團隊。

這天早上，來自阿富汗的7歲男孩阿曼努拉接受手術。他因火箭彈襲擊導致臉部嚴重燒傷，必須在全身麻醉下分階段治療。幾週前，他已經接受了眼瞼手術，讓他能夠重新閉上眼睛，不會罹患慢性眼部發炎。今天的手術由杜伊斯堡整形外科主任醫師拉烏夫·歐納拉主刀。目標是讓阿曼努拉能夠更好地說話和進食；為此，醫師切開嘴巴周圍堅硬的疤痕組織，讓臉部能更靈活地活動。

大約一個小時後，外科醫師做出總結：已經達到良好的張口程度，嘴巴可以在沒有明顯張力的情況下張開和閉合，也不會因疤痕牽拉而把眼睛扯開。因此這次手術暫時到此為止。團隊對手術過程感到滿意。除了嘴巴的功能，這次手術也是為了提起向下歪斜、布滿疤痕的嘴角，那讓他的臉看起來非常悲傷。這一點不容小覷：一張看起來永遠悲傷的臉會傳達出不幸的表情，這對孩子們來說是很難受的。當阿曼努拉在恢復室甦醒、莉莎前去探望他時，團隊已經在隔壁為下一個孩子動手術了。

幾週後，在一年中最炎熱的某一天，孩子們在村莊廣場上玩水消暑，克勞蒂亞也被淋得全身濕透。片中說，這看起來就像一個大家庭。然而克勞蒂亞談到這是一場「非常艱難的拿捏」：他們提供的是一個家，但不是替代品。工作人員不是父母，也不是家人，和平村裡的每個人都明白這一點，否則離別會更加困難。孩子們「通常也不傻」，他們比較把團隊視為陪伴他們走過一段路的朋友。

雅辛塔那邊也傳來了好消息：她的腿沒有惡化，據照護人員表示，疼痛正在減輕。自從她開始使用助行器走路後，一切都好轉了，對她來說也比坐輪椅舒服得多。根據片中說法，雅辛塔有希望保住她的腿，並且有朝一日能夠不再疼痛地重新行走。

在年紀較大的男孩們的一次聚會中，10歲的歐瑪也在場。即將離開和平村的孩子們會在一幅大畫上留下自己的印記。歐瑪在村裡成功接受了臉部和手部手術，幾天後將與克勞蒂亞一起返回阿富汗，他的家人正在那裡等他。孩子們互相扶持，幾乎沒有爭吵。羅薩里奧現在已經適應了這裡，在同樣處境的孩子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第一次看診已經安排好了。

對於經常住院的孩子們來說，固定的學校課程很難實施，儘管如此，和平村仍提供學習機會。片中就可以看到孩子們在練習20以內的計算。

根據片中說法，村裡將近一半的孩子來自阿富汗，和平村在那裡投入了特別多的援助心力。克勞蒂亞正在規劃下一次任務，並與當地夥伴保持聯繫，她的同事比爾吉特·赫爾穆特則從旁協助。克勞蒂亞強調，比爾吉特做這件事的時間比她久得多，而且是在更艱困的條件下，例如塔利班第一次掌權時期或聖戰士時期。比爾吉特說，即使其他組織撤離了，和平村也始終留了下來。她知道自己無法拯救世界，但可以幫助她帶回來的孩子們。

在接回新的孩子之前，團隊必須找到醫院床位、安排交通並爭取外科醫師的協助——片中稱之為一項「組織上的艱鉅任務」。這一次，他們要帶九名康復的孩子回去，其中包括歐瑪。他現在重新擁有了一隻能正常使用的手，這在那些國家非常重要，因為孩子們日後大多從事手工技藝類的工作。克勞蒂亞和比爾吉特解釋，歐瑪「雙重幸運」：要不是幾年前有了自己的手術室，她們不會把他列入名單。過去的關鍵在於必須雙手都受傷，才能讓佔用一張醫院空床顯得合理。

這兩位好友在和平村工作已超過30年。在阿富汗進行挑選時，她們會看到所有能想像得到的疾病和傷勢，面談一直持續到凌晨四點。比爾吉特說，當房間裡的談話與喧鬧讓她難以承受時，她會退到一旁，稍微休息一下。克勞蒂亞則相反，只要有事讓她心煩，她會立刻找人談。這與她的出身有關：她來自一個父母雙方都酗酒的家庭，在那裡不能對任何人說任何事，因此她最初學會的是沉默。16歲時，她自願進入兒童之家，以脫離原生家庭。當時有一些沒有視而不見的人幫助了她——這就是她的動力，因為她知道當別人轉過頭去時，會對一個人造成什麼影響。

在莉莎負責的男孩小組裡，有一個小小的告別儀式：在起飛前幾天，歐瑪打包自己的行李，由他親自挑選的孩子們幫忙。莉莎形容他從一開始就非常開朗。有一次大家手忙腳亂時，他主動留意讓年紀較小的男孩們換上睡衣、刷好牙——她認為以他的年紀來說，這很了不起。打包時，她稱讚他挑選的東西，裡面甚至還有一件冬季外套，儘管孩子們從來都不想要冬季外套；家鄉會變冷的。

歐瑪在德國待了八個月，如今要告別這裡的朋友。莉莎說，起飛前一兩天，孩子們有時會變得有些難過，而這樣的一段時光，沒有一個孩子會忘記。但一旦他們背著背包出發，期待重逢的喜悅就會佔上風。這時候比較棘手的，反而是那些必須留下來的孩子。因為只有恢復健康的人才能回家。

對羅薩里奧來說，康復之路才剛要開始。他前往蓋爾森基興的兒童醫院。這是由延斯·格羅瑟－魏舍德安排的，根據片中說法，他與約200家德國醫院有聯繫。對醫師們來說，幫忙是一種榮譽，醫院會承擔所有治療費用。能處理羅薩里奧這種病例的醫院並不多；蓋爾森基興是一個「很棒的夥伴」。

主任醫師盧茨·施賴伯在手術前為羅薩里奧做了詳細檢查，因為對於顱骨裂隙的患者而言，即使是小小的傷害都可能危及生命。對羅薩里奧往後的人生來說，這項手術不只是外觀上的考量：如果把腦組織移回原位並封閉缺損，就不再有外部感染侵入大腦的危險。超音波顯示出骨頭與缺口之間的交界處，以及突出的部位。關鍵在於裡面是否有血管結構；結果並沒有，這使手術風險降到最低。羅薩里奧預計在幾個月後接受手術。

施賴伯解釋，在德國，像他這個年紀還帶著這種缺陷的孩子很少見。在歐洲，腦膨出會被更早發現，通常在母體內就能診斷出來，而父母往往會決定不生下孩子。片中說，如果一切順利，羅薩里奧即使在安哥拉也將有真正的機會迎向健康的未來。

出發當天，九名康復的孩子返回阿富汗。他們很幸運能在德國接受治療，但他們要回到的，仍是一個無法平靜下來的國家。克勞蒂亞擔心，鑑於阿富汗醫療狀況的慘況，和平村可能會被「淹沒」；她聽到的數字是，將有2,000到3,000個家庭前來。他們也必須拒絕，而這永遠是最糟糕的部分：眼看著家庭和孩子們受苦，卻仍不得不說不。

歐瑪和其他返鄉的孩子穿上他們最體面的衣服，在村裡像流行巨星一樣受到歡呼；那天，大多數留下來的孩子大概都很想和他們交換位置。克勞蒂亞說，她最期待的就是與父母重逢的時刻，看到父親或母親喜極而泣，再次將孩子擁入懷中。片尾提到，歐瑪很可能再也不會見到德國——但他已經朝健康的人生邁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