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備役之後的人生」：以色列士兵在加薩、印度與海岸之間

影片以一名來自耶路撒冷、25 歲士兵的證詞開場。他描述某天夜裡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全身疼痛，焦慮湧上，呼吸紊亂，劇烈的頭痛化為一種幻覺，所有的記憶和恐懼都浮現出來。他說，大約四個小時裡，他冒汗、發抖、無法呼吸，胸口感到壓迫。起初他告訴自己，這不可能是發生在他身上的事。

他在傘兵旅服役略超過三年。期間他在加薩執行了為期五個月的輪調，又在黎巴嫩待了三個月。他說，他在失去堂兄弟一個月後又失去了一位摯友，此外還失去了許多其他朋友。他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你會「拔掉插頭」，變成一台機器，只以務實的方式行動，而這樣持續很長時間，就會造成影響。

他談到自己看到的屍體，以及那股氣味，他說那氣味永遠不會從他的鼻子裡散去。他描述了瀕死經驗，其中一次是他所在的後勤車隊在卡車之間遭飛彈擊中，他的卡車因此翻覆。尤其令他困擾的是轉換回平民生活的劇烈落差：前一天他還在汗尤尼斯，隔天他就在退役表格上簽名，然後別人對他說「掰，自己想辦法吧」，去當個平民。

在他的證詞之間，穿插著以色列高層人士的演講片段。其中一段說：「我們會贏得這場戰爭，但代價沉重得難以承受。」另一段中，講者自豪地表示自己領導著指揮官和士兵，其中包括數千名拋下一切前來保衛家園的後備役士兵。第三段則可以聽到這句話：「我們正在與人形野獸作戰。」旁白在逐字稿中並不完全清楚的段落裡，提到了加薩戰爭罪行的指控、遇難的記者，以及死於轟炸的數千人。

旁白說，為了遠離心中的惡魔，這名士兵已騎著機車穿越印度 11 個月，這趟旅行成了他的治療。他解釋說，以色列人無論去到哪裡，都會「占領」一個區域，其他以色列人便跟著過來，這種情況已經延續了好幾代。後備役的朋友告訴他，這趟旅行改變了他們、治癒了他們。真正說服他的，正是沿著「鷹嘴豆泥之路」與其他以色列人的相遇：你遇見其他人，也許就會明白，有這些感受的不只你一個人。

在市場的一個場景中，他就 3,700 盧比的價格討價還價。印度攤販說，那裡的人很慷慨，多年來他們和以色列人關係非常好，「大家都喜歡以色列」，而且政府是以色列的好朋友。

旁白將這個場景置於更廣的脈絡中。根據其中可以理解的段落，「鷹嘴豆泥之路」誕生於嬉皮浪潮。印度總理莫迪與班傑明．納坦雅胡之間的友誼——兩人都被描述為民族主義者——如今在印度是一種價值。印度已成為以色列軍事出口的主要市場，而根據旁白，印度也為以色列國防軍提供了在加薩使用的武器。逐字稿也提到以色列人在馬爾地夫遭遇抵制、在泰國受到威脅，但這段內容有所缺損。根據旁白中的數據，每年有超過 8 萬名以色列人前往印度，其中超過三分之一剛結束義務役或後備役。他們來到這個物價低廉的國家，有些人把時間分配在冥想聚會之間，另一些人則逃向酒精與毒品。士兵們把這類旅行稱為「排毒之旅」。

以色列旅人談到希伯來文的招牌，以及會對他們說希伯來語、用「沙龍」和「嗨唷」跟他們打招呼的印度人。其中一人描述他們造訪過的另一個地方，那裡這種現象少得多，並拿來和現在這個地方比較——這裡更粗獷、更混亂，但「很好」。這裡有以色列人的「猶太之家」，也就是阿蘭博爾的哈巴德之家，他說那裡首先是以色列人的地方。

這間會所的牆上貼著在 10 月 7 日和戰爭中喪生者的貼紙。一名旅人認出其中一張貼紙是一位和他一起長大、入伍前和他合租公寓的朋友，「真的是情同手足的朋友」，他說這讓他很感動。他表示，這個地方感覺就像所有人的家，而那些貼紙提醒著這個民族經歷了什麼。

會所的一名工作人員解釋說，這樣的會所已經存在 20 年，並不是新的。他說，在 10 月 7 日之後，他們更加關注心理福祉、歸屬感，以及一種既與猶太教、也與心靈安寧相關的深刻內在探索。

另一名旅人在加薩受了重傷。他說他經常想起那次事件和自己的傷，但他把它們帶往「正面的方向」。他說，他來印度不是為了尋找自我，也不是為了遺忘。一位與他親近的人說，看到這名旅人以「健康而正確的方式」、懷著信仰接受了這件事，讓他非常安心，這給了他力量去面對創傷與危機。這名旅人自己則說，他穿著背心走在街上，人們會看著他，而他驕傲地說自己是在以色列地受傷的以色列猶太士兵，「這是我們的土地」。

他重述了當時的經過：部隊正在搜尋一處地道豎井，沒有人想到 800 公尺外有一名狙擊手。根據旁白，哈瑪斯透過狙擊手的瞄準鏡拍下了這一幕，那次射擊當場擊斃了他的指揮官。他記得一切：子彈擊中的那一刻、劇烈的疼痛、倒地、獨自躺著等待救援的那幾分鐘，以及被後送上直升機的過程。

他說，很多人在戰爭和後備役結束後來到印度，是為了遺忘，用其他東西填滿腦袋，例如毒品和酒精，「這很悲哀，也很令人沮喪」。他說，有些人沉溺於傷痛和「可憐自己」的感受中，這可以理解，也不能評判他們。但他說，「你選擇了生命，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這是心靈療癒的一部分。

在印度也有團體呼吸聚會。帶領者讓參與者做好準備：可能會湧現各種情緒，哭泣、大笑或想要尖叫，重要的是把它們釋放出來。他們可能會看到「過去的景象」和曾經歷過的情境，而他們應該接納這些。練習過程中，他鼓勵大家繼續用力、有節奏地呼吸，「釋放出來，不要留在裡面，全部發洩出來」。有些參與者笑了，另一些人則要了面紙。

聚會結束後，他們彼此分享。一人說他呼吸了很久，停了幾分鐘，又重新開始，最後突然感到情緒潰堤。另一人說他覺得自己好像在「攻擊自己」，所有的腎上腺素和恐懼都在腦中掠過。有人提出疑問：在這樣的聚會中，如果有人浮現戰爭中的可怕景象，難道不可怕嗎？一名參與者笑著說，他就是怕這個會重新回到他身上。另一位朋友對約納坦說話，提出一種信仰上的詮釋：神帶你走過一段旅程，是為了讓你更堅強，而不是為了擊垮你。

另一名參與者坦承，對他來說這純粹是恐懼：害怕自己內心某個東西被打開，而他沒有力氣再把它關上。他說，逃跑對他來說容易得多，他必須真正奮力掙扎，才能留在聚會中而不起身離開。後來有人提到，現在還談不上康復，因為「我們還處在創傷的高峰」。其中一人提到伊朗，並說他從印度回去後會直接投入後備役，那是他的第六次或第七次輪調，「我已經不知道了」。

當話題轉到針對以色列的指控時，一名旅人用英語說，他們在度假，不想談沉重的事。對於那些仇恨他們的人，他說「Fuck him」。但他也希望人們知道，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處境，而是許多同齡人的處境：他說，他這一整代人都在創傷之中，這將在未來對國家產生重大影響。他想讓世界看到「我們也是人」，這場衝突是雙方的，他們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們現在正在付出代價，而且會永遠持續付出。

旁白指出，經過多年戰爭，戰鬥的強度、軍隊的傷亡人數以及國際譴責所造成的代價日益沉重，儘管這段內容在逐字稿中有所缺損。影片轉向諾姆，一名已經一個月沒有衝浪的士兵。在與一位主持人的對話中，他解釋說，去海邊對他而言是一種表態：讓自己暫時擺在第一位，給自己一段過去沒有給足的時間。寧靜、大海、運動和「沖刷」，替他把一切都排解掉。

主持人問他，回到那個他在可怕的那一天作戰過、那麼多人遇害的地方，是否有某種療癒作用。諾姆回答說，前往那裡的過程很複雜：在那裡，他曾等待敵人，而現在，他等待一道好浪。來到海邊說出「有浪，沒有恐怖分子」，這本身已經是一種寬慰。根據旁白，10 月 7 日他和部隊的戰友一起抵達了這個地方，旁白也提到了數字 17，但這段內容並不清楚。他指向南方的海界：圍籬之後就是加薩，恐怖分子就是從這片海岸過來的。他說，如今看到汽車、人群和陽傘，有助於他告訴自己，他所經歷的一切就是為了這個。

諾姆使用了一個他在後備役軍人聚會中學到的詞：「破碎線」，指出發輪調的那一刻。要怎麼告訴妻子，怎麼把事情處理好，怎麼再次穿上靴子，「如果你沒有準備好，那就很複雜」。他說，現在他發現自己正在為海上的破碎線做準備，也就是浪花碎裂的那個位置。總結時他說，從創傷中康復是一件重大、複雜而艱難的事，很難看到終點線。人們學著與它共處、學著面對，「因為它是一波一波來的」。

影片中另一個聲音，來自一名資深士兵，逐字稿將他自稱的名字轉寫為「弗林特」。他在戈蘭尼旅服役多年，在後備役中擔任營級指揮官直到 2014 年。此後他成為公開的拒服兵役者。他說，他開發了幾套新的治療方案，並在國內外教授。根據旁白，專業人士擔憂士兵們身上存在更深層的傷害——「道德傷害」。

他解釋說，道德傷害與「我越過了內心的一條界線」的感受有關，是一個人因為自己做過的事，而使他曾經相信的某種東西破碎了。他說，現在在加薩所做的可怕之事，比 2014 年所做的嚴重得多，但在他看來，差別主要在於規模，因為當年他們進入加薩時，也被告知要對一切開火。他呼籲盡一切可能避免戰爭：與黎巴嫩和敘利亞締結和平，給予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完整的人權，並找到方法也回應約旦河西岸和加薩的巴勒斯坦人的需求。他警告說，如果他們繼續犯下罪行，道德創傷和心理創傷將持續侵蝕這個社會。

一群戰鬥創傷者描述了他們與國家之間的抗爭。其中一人說，他們仍然是透明的，沒有人真正看見他們，也沒有人理解成為戰鬥創傷者意味著什麼。他將此比作肢體殘障：雙腿截肢的人會獲得「100 以上」的評定，而他認為戰鬥創傷者也應如此，因為「不可能他們奪走了你的整個人生，卻什麼都不給你」。對於他們一起使用的某樣東西，他說「這是我們的藥」，它幫助他們感覺自己還有點活著，不至於太常爆發。

一名來自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1999 年入伍的戰鬥創傷者說，他為國家而戰，而當他需要國家時，國家卻沒有站在他身邊。他說，關於如何把士兵送去執行任務有明確的指示，但關於如何把他帶回來的指示卻沒有落實。他說，在最近這場戰爭中，有許多 22、23 歲的年輕人加入，說自己是戰鬥創傷者，但他們「根本不知道 20 年後等著他們的是什麼」。團體中的另一名成員說，他們不希望下一代經歷他們所經歷的，但按照目前對待新一代的方式，新一代也撐不下去。他聲稱已有超過 100 人自殺，並對體制喊話：「不要閉上眼睛。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影片也透過家人講述了艾利蘭的故事，他是一名自殺的士兵。一位家族中的女性說，他是一名工地主任，建造隧道、橋樑和道路。「當他是平民時，他建設這個國家；當他在加薩時，他摧毀了加薩。」家人展示了一個 D9 的模型，那是艾利蘭在加薩操作的機具，「強大而有力的機具，就像艾利蘭一樣」。他們保存著他在加薩穿過的防彈背心，沒有洗過也沒有清理過。他們說，上面仍有來自加薩的沙粒，甚至還留有一點艾利蘭的氣味，儘管已經過了兩年。

他們形容他是英雄，堅強、樂觀，與生命的正面相連，是「最不可能自殺的人」。他表面上看起來一切都好，實際上內心已碎成片片，而他們並不知道。家人很憤怒，氣自己沒能在那裡幫助他，也氣軍隊同樣不在場：沒有察覺、沒有理解、也沒有幫忙。由此，他們想傳達給士兵們的訊息是：不要感到羞恥，有創傷後壓力是沒關係的，你們是可以接受治療的。他們說，隨著戰爭結束、人們回歸日常，創傷後壓力的症狀將會加劇。人們一拖再拖，但最終總會爆發，需求存在，卻沒有名額。

開場的那名士兵在亞洲度過漫長的數月後回到以色列。他說需要時間適應，而回來讓他感到壓力，特別是因為他必須前往黎巴嫩服幾個月的後備役。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條步道上，可以看到哈大沙醫院艾因凱雷姆院區、耶路撒冷森林和周圍的景色，他說他感受到風，「這就是家」。他想要和平地生活，「每個人都想」。

但他說，「我們有工作要做」，必須保衛國家。他願意付出自己的心理健康，而且「我不想這麼說」，必要時也包括他的生命。他說，這是戰士的心態，必須接受，因為這就是國家的處境：你可以夢想和平，但必須做該做的事才能讓它實現，當然也要贏得對伊朗的戰爭，「斬下蛇頭」。影片以旁白作結：在以色列建國史上最極端的政府指示下運作的軍隊，並不準備放下武器，且已深陷於這場衝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