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在暴力與求生意志之間：貧民窟時尚、為警察暴力而哀悼，以及大選前的原住民抗爭

國家隊球衣、夾腳拖和色彩鮮豔的服裝，構成了一種據旁白所說正在爆紅的風格。它誕生於巴西的貧民窟，而人稱 Abacaxi 的設計師將它帶上了大型伸展台。Abacaxi 稱這種風格為「cria 美學」，也就是在貧民窟長大的人的美學。

他的系列作品還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奪回國家的代表色。在他看來，這些顏色已被波索納洛陣營據為己有。這位設計師說，當右派把巴西的顏色和國旗佔為己有時，他非常不滿，因為據他所說，貧民窟恰恰是最常穿這種造型的人。因此他想要「把國旗拿回來」。

他自我介紹叫 Jean，人稱 Abacaxi。他的品牌名稱 Piña 便由此而來，這是西班牙文的「鳳梨」。Abacaxi 解釋說，他早就把自己的品牌設想為國際品牌，還開玩笑說「apple」已經有人用了，所以得找別的東西。他創作的起點，是對貧民窟時尚被看待方式的不滿：許多人把它視為低俗、醜陋、無法接受的東西，而他決定必須改變這種觀感。

鏡頭跟隨這位設計師到市中心買布料、挑選牛仔布來搭配造型，並決定用同一種布料的兩塊布做一件連身褲。他認為事業的轉捩點是 Bad Boy 系列，在那之後「事情開始發展得非常快」。一個靴子系列則是透過歌手 Ludmilla 而來：她推出了一支音樂錄影帶，想帶出「Brasilcore 的氛圍」，但又不寫出「Brasil」這個字，於是找 Abacaxi 來設計這些單品。

Abacaxi 在拍攝期間製作的系列，他說很特別，因為靈感來自「Gang」，也就是與塗鴉文化相關的服裝。他拿一件衣服給母親看，問她是否想起什麼；她立刻認出來，並建議在上方加一顆小水鑽。Abacaxi 想把這個以高品質牛仔布製成的系列帶到伊帕內瑪，因為他認為它既能與邊緣地區的大眾對話，也能與南區對話。

母親回憶說，兒子從小就對時尚很有天分，一開始是剪下家裡的窗簾做衣服，好穿去馬杜雷拉的 charme 舞會。她坦言，她寧願他去從軍，跟時尚完全沾不上邊。

Abacaxi 與這些服裝的連結來自他自己的童年。他說，父母在貧民窟裡有過「炫富的一年」，因為父親當時是「在道上」的人之一。這讓家裡能輕易取得 Gang 的衣服，而這些衣服要花不少錢才買得到。Abacaxi 說，在社區裡長大很不容易，但對黑人來說更不容易，因為每天都得證明自己的價值。

在一場時裝秀的後台，模特兒們說明 Piña 對她們的意義。她們說，在其他經紀公司和品牌，對方會要求更高、更瘦、「屁股小一點」。她們表示，在 Piña，她們能以巴西人原本的身體獲得空間。其中一位總結了她們的目標：要證明她們不只是一具身體，而是有才華的人，並且要「一腳踹開大門」，直到所有人都明白這一點。

Abacaxi 的邏輯很直接：如果南區的人不來貧民窟看他們的時尚，那他們就下山去展示自己。紀錄片跟拍了一場海灘上的攝影。這位設計師形容，南區是較有特權的人出入的地方，要有更多資源才能待在那裡。他說，把時尚帶到那裡，就像是「稍微撼動一下體制」。他表示，時尚是政治性的，也會帶來不適。

他說，人們的目光有時是好的，有時是不好的，但這對他來說已經是常態，到處都會發生。重要的是被看見，因為「被看見就是被記住」。在他看來，當下感到不舒服的人，之後可能會換個眼光看待，並開始喜歡。一名路人稱讚這些造型代表了里約人的風格。

一天的工作「一如往常」以派對收尾。Abacaxi 形容貧民窟舞會是一種非常具有文化性的東西：這是大家在經歷一週忙亂的工作與日常後聚在一起、展示造型與美麗的地方。他對貧民窟美學的期望是：獲得尊重，並讓身在其中的藝術家得到機會。

旁白從這些舞會開始轉換語氣。像 Abacaxi 和他朋友們這樣的派對在巴西非常普遍，但根據紀錄片，在這些場合看到持機關槍的男子並不罕見。他們隸屬於已將貧民窟納入掌控的犯罪組織。國家的存在感薄弱，販毒集團控制著進出某些社區的通道，綁架、搶劫和謀殺是日常的一部分。

據旁白表示，為了打擊這些問題，政界與警方多年來一直採用同樣的戰術：形同軍事行動的突襲，而且總是有人在其中喪命。根據影片，巴西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發生在2025年10月。在里約熱內盧的「圍堵行動」（Operação Contenção）中，警方殺死了超過110人，當局稱這些人全都是罪犯。另有五名警察喪生。聯合國人權專家批評這些行動的規模。新聞片段報導，根據官方資訊，警方遭遇了出乎意料的強烈抵抗，槍戰持續了數小時。一個聲音反駁說：「那不是行動，是屠殺。」

紀錄片的結論是，在貧民窟裡，警察暴力與幫派的殘暴一樣常見，而居民無時無刻不被困在交叉火網之中，即使在大型行動之外也是如此。

第二個故事由 Kathlen Romeu 的母親講述。2020年，女兒在23歲時畢業，並在十月滿24歲。全家夢想著離開社區，母親記得那一年她向上帝祈求能當外婆，因為她不想太老才當外婆。她提出了貫穿她喪親之痛的問題：失去丈夫的人叫寡婦，失去父母的人叫孤兒，那失去孩子的人該叫什麼？而在她的情況裡，是一個懷孕時遭到殺害的女兒。

當時的一則電視新聞報導，Kathlen 在里約北區林斯建築群（Complexo do Lins）的一場警匪衝突中被流彈擊中。據警方表示，歹徒據稱攻擊了林斯的和平警察單位（Unidade de Polícia Pacificadora）據點。

母親決定回到女兒中彈的林斯建築群。對她來說，無論多麼痛苦，這都是「一種召喚」，要延續她的社運、守護女兒的記憶並爭取賠償，也為這個循環畫下句點。她說，Kathlen 當時很想念祖母。婆婆聯絡她，說年輕人可以過來，因為街上很平靜、沒有危險，但正如母親所說，不幸的是婆婆錯了。即便如此，她仍感謝婆婆，稱婆婆在她生命中至關重要。也一同前往的祖母，重返現場時情緒非常激動。

事發經過就在那條巷子裡重述：兩人正常走著，聽到一聲巨響。祖母撲倒在地，看到 Kathlen 也倒在地上，以為她也是撲倒保護自己。但這名年輕女子已經中彈身亡。

母親表示，女兒是被里約熱內盧憲兵「謀殺」的，而憲兵「有義務保護人民」。她駁斥警察遭到槍擊迎接的說法，她說每次他們殺了人都用這個理由。在她的說法裡，遭到槍擊迎接的是她的女兒和她的外孫，而祖母因為就在旁邊，也差點一起喪命。她批評「好的罪犯就是死掉的罪犯」這種論調，指出正在死去的是勞工。

在 Kathlen 生前住的公寓裡，母親描述內心的空洞與這個地方實際的空蕩，那是一種「甜美卻又非常悲傷」的回憶。她展示女兒收到的信件，說女兒是被深深愛著的。Kathlen 在一個星期四公布懷孕的消息，在接下來的星期二遇害，當時懷孕還不到四個月。家人始終不知道寶寶的性別，象徵性地稱如果是男孩就叫 Zion，如果是女孩就叫 Maya。

母親說，五年來她一直在尋求正義。她將自己所受到的對待歸因於他們是「黑人、窮人、貧民窟居民」，以及結構性種族主義——這使得他們即使做得對，也總是被視為錯的。涉案的三名警察，她稱之為殺害女兒的兇手，在軍事司法體系中被判處兩年又15天，且未被羈押。對家人來說，這是「又一發步槍子彈」。定罪的罪名是訴訟詐欺，也就是竄改犯罪現場：據母親表示，警察放置了彈匣和彈藥，企圖偽造現場。她的推論是：沒有罪的人，不會去竄改犯罪現場。

家人用一句話總結這個處境：「警察殺人，司法埋葬」。他們解釋，現在的抗爭是為了不讓這種罪行重演，因為完整的正義永遠不會到來，Kathlen 也永遠不會回來。他們希望她的名字能永垂不朽，因為「只有不被記得的人才會死去」。

第三個故事是一位圖皮南巴族攝影師，她出生於亞馬遜州的帕林廷斯，如今住在聖保羅這座「巨大的水泥叢林」。她提到巴西國旗上寫著「秩序與進步」，並問：什麼是進步？她說，看看像聖保羅這樣的城市，進步就是砍掉一棵樹、蓋上一棟大樓。她表示，原住民的思維則完全相反。

她提醒，聖保羅一直都是原住民的土地，它的原住民名稱皮拉蒂寧加（Piratininga）意思是「乾魚」。她說，在這片水泥叢林裡，她把相機當作自己的箭：當她舉起相機按下快門，就像是拉起弓，向世界射出一支箭。

在視覺藝術家 Mundano 的一幅塗鴉前，她指著畫面中央的人物 Alessandra Munduruku，形容她是原住民抗爭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因為她在帕拉州對抗礦業公司。她也指出她所認為的虛偽之處：這幅傳達「停止破壞」訊息的壁畫，就畫在一座加油站上方，而加油站對她來說代表了礦業公司以及整套「進步」的觀念。她總結道：「很聖保羅。」

這位攝影師九歲時因父母的工作來到聖保羅，她說當時受到非常大的衝擊。帕林廷斯是一座被亞馬遜河環繞的島嶼；在聖保羅，她只看到大樓，以及一條貫穿城市、完全被汙染的河流。學校的孩子們對原住民一無所知，還複述種族歧視的話，說原住民又髒、又臭、又懶。

全家有六年無法回到帕林廷斯。當他們終於回去時，她已經15歲，父母買了一台小相機。她記錄了整趟旅程：表兄弟姊妹划著獨木舟、母親做著木薯粉、家人身處森林之中，「活出美好生活的真正意義」。就是在那裡，她感到非常快樂，並決定這就是她一生想做的事。

紀錄片跟隨她來到聖保羅雅拉瓜原住民領地內的一座村落，靠近全市最高點雅拉瓜峰（Pico do Jaraguá）。帶他們前往的是 Artur，她介紹他是抗爭中的夥伴，如今也是人生伴侶。途中，她解釋整個地區原本都是森林，並指著一棵巴西南洋杉，說它是少數倖存者之一，因為依法不得砍伐南洋杉。

這一天很特別，因為正舉行一場來自多個村落的薩滿聚會。她解釋，外人不一定能進入領地，因為必須取得許可。由於她與社區建立的關係，他們對她很有好感，會邀請她來記錄這類活動。

她說，全國各地區有許多原住民傳播者，而在雅拉瓜有 Arandu Mirim 團體，記錄原住民土地內發生的事情。團體成員 Samara 正在剪輯前一天拍攝的素材，當時團體登上雅拉瓜峰進行吟唱與祈禱。他們解釋，差別在於視角：非原住民也能做同樣的工作，但沒有他們的視角。當他們從零開始製作一部紀錄片時，是由他們決定什麼重要、什麼可以呈現，這讓成果「完全不同」。這些素材會發布到 Instagram 和 TikTok。對他們來說，投身影音領域，即使是在鏡頭後方，也是一種學習方式，也是讓年輕人建立政治意識的途徑。

在 Tekoa Yvy Porã 村落，這位攝影師與兩位原住民運動領袖交談，其中包括 Tiago Karaí Djekupé。他們回顧波索納洛政府，以及「我不會給印第安人任何一公分土地」的說法。據他們表示，那不只是說說而已：承諾兌現了，因為沒有任何一塊土地獲得劃定。他們也提到許可審批的問題，在他們看來，這允許甚至助長了對原住民領地的入侵。他們說，這造成了很深的傷害，因此原住民必須尋找願意與他們保持對話的候選人和政府。

攝影師提到，上一次選舉出現了史上最多的原住民參選人，她相信這次選舉應會突破這個紀錄。對她來說，讓原住民、環境與人權的捍衛者進入國會變得越來越重要。面對一位懷有身孕、如她所說肚子裡懷著「未來」的領袖，她表達了對這次選舉的期待：希望人們意識到投票給原住民候選人的重要性，選出捍衛亞馬遜、原住民族、巴西各生物群系以及這些土地守護者的人。

紀錄片以攝影師對自身根源的反思作結。她說，她來自一片廣大的森林，當她看著一棵樹時，她不覺得自己與它不同，而是它的一部分、它的守護者，這是從祖先那裡傳承下來的連結。她解釋，在亞馬遜，抗爭的對象是想要砍倒森林、毀掉河流的森林砍伐、農業綜合企業和礦業。在聖保羅，人們同樣在對抗森林砍伐，只是如今是在房地產壓力與投機炒作之下。她的結論是：這不是個人的抗爭，而是集體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