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53年的歐洲：在鐵幕與煤鋼聯營之間

影片從萊茵河開始，這是歐洲最重要的水道。許多國家的船隻在河上交錯而過，但一到邊界，首先就得停下來。接著敘事轉到盧森堡。1952年夏末，來自六個國家的人們在那裡聚集，投入一項前所未有的計畫：歐洲煤鋼共同體，不久後被稱為煤鋼聯營。影片稱之為今日歐盟的誕生時刻，也是年輕人在多年匱乏之後的機會。

據影片描述，在1952/53年的歲末年初，盧森堡、巴黎、波昂、布魯塞爾、羅馬和海牙的人們對未來感到不安。新聞影片呈現了新的局勢。戰爭英雄、不久前還擔任北約歐洲盟軍最高統帥的德懷特·D·艾森豪，成為美國第34任總統，一名軍人站上了西方的領導地位。在一次戰術核彈試驗中，約2000名士兵進駐前沿陣地，這是一場心理考驗，並在電影和電視攝影機前進行。影片將當時的氛圍形容為恐懼、興奮與信心交織，誰也無法置身事外。

在東方，新聞影片以這樣的句子慶祝史達林的生日：人民愛史達林，因為史達林愛人民。根據東方的宣傳，自由的敵人和戰爭販子都在西方。宣傳畫面中，坦克輾過西德的田野，壓碎莊稼，讓婦女和兒童驚恐萬分。夾在兩大陣營之間的德國，成了體制競賽的競技場。

在波昂，聯邦總理康拉德·艾德諾明確推行親西方路線。聯邦德國正處於經濟奇蹟的起點，擁有煤礦和鋼鐵廠的魯爾區是重新崛起的工業心臟。然而在鄰國眼中，冒煙的煙囪更像是一種威脅，因為煤和鋼向來是軍火工業的基礎。根據影片，法國人最希望將魯爾區從西德國家中分離出來。自1949年起，一個由西方強權主導的國際機構從杜塞道夫管控魯爾區。儘管已有德國人參與其中，但這不可能是最終的解決方案。在大西洋大樓工作的年輕女子瑪麗-蘿絲·伊巴赫，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德國人，影片追隨她走過接下來的歲月。

影片在多處呈現了不信任有多深。不久之前，希特勒的士兵還在香榭麗舍大道上行進，那腳步聲仍在人們腦海中迴盪。漢堡的高中畢業生迪特里希·庫爾布羅特講述了他1952年騎單車穿越法國南部的經歷。他從衣櫃裡拿了父親的軍用水壺，掛在腰帶上，因為他覺得帶著這樣的水壺到處走很酷。晚上在一家餐廳裡，他注意到有人聚集在吧檯旁，用敵視的眼光看著他和他的朋友。直到那時他才明白，這個德國軍用水壺被視為挑釁，因為那裡的人認得這種水壺。

美國的政治公關則以正面例子對抗這種情緒。一部影片描繪了普羅旺斯的熱梅諾村，一些前德國戰俘留在那裡，沒有返回德國。據說連村裡的戰爭紀念碑都是一名德國人製作的，片中還呈現了一名法國母親與德國父親所生男孩的受洗儀式。儘管如此，這部紀錄片仍指出，德法關係依然複雜。

影片一項引人注目的發現與美國的介入有關。一部以抒情開場的宣傳片，講述儘管有國界、本質上仍是一體的歐洲人民，是用美國的錢製作的。據紀錄片指出，數十個美國機構推廣歐洲理念。美國政府的一家公關公司就設在波昂，緊鄰美國高級專員。資金一部分來自華盛頓的官方管道，一部分則祕密地來自中情局的祕密基金，而這場宣傳的目標是歐洲合眾國。據說馬歇爾計畫本身就已是美國冷戰戰略的一部分。

當時還是年輕法國政府官員的喬治·貝爾圖安回憶，美國人對馬歇爾計畫資金的稽查一路深入到工廠，他覺得那簡直像宗教審判。他大意上曾反駁說：如果美國人想讓整個歐洲變成共產主義，那就這樣做吧。需要的是各國主管機關與馬歇爾計畫機構之間的合作。

據影片指出，位於史特拉斯堡的歐洲理事會自1949年起是一個由十一國組成、沒有決策權的論壇，在成立時也獲得了來自華盛頓的資金支持，出資者是與中情局關係密切的美國歐洲聯合委員會。北約總部設在巴黎，美國軍服是這座城市及其近郊馬爾利勒魯瓦街頭的常見景象。

美國人並因此不受歡迎。自1920年代起就住在巴黎的美國記者珍娜·佛蘭納記下了日益高漲的反美情緒。她寫道，法國人厭倦了自己的國家在和平七年後仍處於被占領狀態。光是在巴黎，就有好幾千名美國人在美國機構工作，許多法國人覺得，他們大多數人在公共場合說話和喝酒都太多、太大聲。北約形式上是多國組織，但根據影片的描述，做決定的是美國人。瑪麗-蘿絲·伊巴赫也曾親身感受到這種不滿。

據影片指出，1950年代初的法國貧窮且依賴美國。法國在越南為一塊已失去的殖民地打仗，北非也動盪不安，此外還有住房短缺、供應危機和通貨膨脹。一公斤豬肉在一年內從380法郎漲到540法郎。儘管如此，美國仍需要法國作為歐洲中心最重要的北約夥伴。片中引述的一份美國分析指出，法國人日益加深的悲觀情緒，加劇了他們在大西洋共同體中的自卑感。因此，他們更加害怕德國在西方防衛中的角色，對美國的領導也更加批判。

稍後影片引述了中情局的一份評估，指出外貿收支急劇惡化，以及增加的國防負擔財源不穩，已使法國瀕臨國家破產邊緣。疲弱的經濟讓具共產主義色彩的工會吸引了更多人加入。作為反制措施，一家美國機構支持建立非共產主義的工人團體。

為了擺脫這個困境，巴黎外交部擬定了外交部長羅貝爾·舒曼的計畫：一個煤鋼共同市場。為此，盧森堡、法國、比利時、荷蘭、義大利和聯邦德國必須放棄部分主權。影片將簽署後的這項計畫稱為「哥倫布的蛋」，因為德國透過共同市場被整合進來，同時也受到控制。

幾乎在同一時間，萊希河畔的監獄大門為33名獲美國高級專員赦免的前囚犯打開。其中包括被判為戰犯的工業家克虜伯。影片將他的獲釋解讀為魯爾區工業受到需要的跡象。

據影片指出，對聯邦德國而言，舒曼計畫是從歐洲的賤民轉變為夥伴的重要一步。1952年初，新聞影片慶祝聯邦議院批准此約，稱之為聯邦德國第一個重大外交政策決定，一個支持歐洲的決定。不過，歐洲聯盟年輕支持者在波昂舉行的晚間火炬遊行，是由美國出資組織的。六國的媒體都在歡慶這項條約，但它並非只有朋友。

許多年輕人對波昂的路線抱持懷疑。庫爾布羅特說，艾德諾想要的國家不是他們的國家。他記得競選海報上寫著「社會主義，我們的敵人」的口號，畫面上是一個人被殺害的情景。他說自己撕下了這樣的海報，因為他無法忍受這種煽動。

自1951年起，東柏林興建了史達林大道，這是一條仿照莫斯科樣式、長兩公里多的華麗大道。執政者自豪地展示配有電梯和垃圾滑槽、專供積極分子和勞動英雄居住的房子。文學家暨共產主義者阿爾弗雷德·坎托羅維奇從美國流亡歸來，回到東德這個據稱更好的德國。他在日記中嘲諷，他們這裡蓋一棟公寓都要大肆喧騰，彷彿建築藝術的新紀元已經到來。在別的地方，人們蓋了更多、更好的房子，除了房客之外沒有人會過問。他的雜誌《東與西》是一個對話論壇，不久便遭到查禁。影片指出，在史達林主義中，言論自由是不存在的。

真正的掌權者是統一社會黨主席華特·烏布利希。他宣布，五年計畫預定讓和平工業生產比1936年翻倍，這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法達到的速度。坎托羅維奇如此描述烏布利希統治下的國家：每座劇院、每個稅務局、每間黨部都是一座兵營，每個訪客都是一名新兵。

影片的一條核心敘事線追隨當時15歲的魯道夫·德廷格。他形容自己不算特別循規蹈矩，但也不是反抗者。他加入了自由德國青年團，這在當時幾乎是必須的，還取得了「優良知識」銅質徽章。他的父親格奧爾格·德廷格是東德外交部長，也是東德基民盟成員。魯道夫回憶起那些特權：父親當上部長時，晚上送來了一個巨大的食物籃，裡面有葡萄酒、葡萄和買不到的柳橙。另一次，兩名俄國士兵把一台附唱機的音響櫃抬進家裡。他去上寄宿學校，也就是靠近西德邊界的海利根施塔特天主教寄宿學院時，是由父親的司機開部長座車送他去的，還有一輛隨扈車護送。他說，他當然很享受這一切。

這家人住在小馬赫諾，緊鄰西柏林邊界。騎單車到策倫多夫只要五分鐘。對學生來說，檢查哨根本不是問題。魯道夫在萬湖度過了美好的夏日，遇見會說英語、有口香糖的人，還受邀參加生日派對。影片指出，有那麼幾個時刻，冷戰似乎離得很遠。

儘管有統一社會黨的獨裁，格奧爾格·德廷格仍支持東德國家。他的兒子如此轉述父親的態度：人不能拒絕參與，必須投入其中，防止最壞的情況發生，並抵抗分裂。德國的兩個部分必須有可能重新統一，以一種蘇聯和西方都能認可的方式。影片則反駁說，事情其實早已成定局。

據影片指出，北約源於對蘇聯的不信任。史達林曾向許多東歐國家承諾民主，卻違背了承諾。西方的回應是嚇阻。還缺一個夥伴，那就是聯邦德國。讓不久前還使歐洲受苦的德國人重新武裝，是美國人和艾德諾的共同目標。在與西方三強外交部長舉行的首次四方會議上，議題是一般條約，該條約應將雙方關係提升到平等夥伴的層次。

1952年3月，史達林向西方強權提出一個出人意料的提議：為一個處於兩大陣營之間、中立、統一且民主的德國締結和約。影片形容其效果令人震撼。照會中的許多內容與格奧爾格·德廷格的構想相符，他與蘇聯人保持持續往來，並相信自己的努力如今終於開花結果。據他的兒子說，他唯一感到意外的是，照會裡寫了一件他自己都不敢寫進去的事：一支自己的軍隊，魯道夫認為大概有十萬人。西方強權和艾德諾立即拒絕。影片指出，史達林失信的次數太多了。

東柏林反對艾德諾親西方路線的宣傳在聯邦德國也引起了迴響。庫爾布羅特還是高中生時，曾手持火炬參加漢堡的一場共產黨示威遊行，唱著類似「建設吧，建設吧，自由德國青年團」風格的歌曲。他說如今想起來背脊發涼，但當時他覺得這樣能讓自己有所進展。1952年5月，三萬名和平主義者、左派和共產黨人前往埃森，抗議重新武裝和一般條約。示威在最後一刻遭到禁止，年輕人仍然聚集，結果發生了槍擊。年輕的慕尼黑共產黨人菲利普·穆勒身亡。東方的宣傳利用這起「埃森血腥星期日」，作為艾德諾所謂「恐怖政權」的證據。

照會被拒絕後，東柏林的語氣升級。在反對「一般戰爭條約」的遊行中，營區人民警察也一同行進，因為東德也早已轉向重整軍備。坎托羅維奇記下了一股民族主義本能的浪潮，彷彿要淹沒一切，並引述了《新德意志報》如「德國愛國者的誓言」之類的標題。

簽署時，一般條約更名為德國條約，據影片說，這樣聽起來比較好聽。重新武裝應在一支與北約密切協調的歐洲共同軍隊中進行，由與舒曼計畫相同的六個國家共同支撐。對西方強權和總理而言，經濟與軍事合作是一體的。艾德諾表示，這條路是在和平與自由中實現統一的唯一可能途徑。西德的重新武裝和東柏林的回應都讓坎托羅維奇感到沮喪：「我們」現在也將再次擁有一支軍隊，有將軍、軍官和火槍。在義大利，許多人也憂心看待重新武裝。盧恰娜·卡斯泰利納對美國劇情片《沙漠之狐》感到憤慨，這部1952年的電影把希特勒最寵愛的將軍描繪成一位悲劇英雄。

在義大利，除了戰爭創傷之外，還有根深蒂固的貧窮：經濟不發達、城市衛生條件惡劣、鄉村存在封建結構。美國投入了15億美元的馬歇爾計畫援助，比給聯邦德國的還多，而據影片指出，美國受到歡迎並不只是因為這個原因。看不見的，是中情局用來資助保守派政黨的數十萬美元。

影片認為，在義大利幾乎不可能推行嚴厲的反共主義，因為人們太過個人主義。義大利的共產主義較為親民而歡樂，無產階級專政的黑暗面隱沒在革命浪漫之後。卡斯泰利納講述，共產黨人舉著紅旗、帶著鐮刀鎚子走向大教堂，要爭取共產黨人擔任孩子堅振禮代父母的權利。對她而言，蘇聯是歷史上第一個發生革命的國家，她為此感到高興。

在許多地區，例如波河平原、普利亞、巴西利卡塔和西西里，成群的農工耕種著單一大地主的土地。卡斯泰利納回憶，1946年至1948年間，農民自發走上街頭，而不是從監獄和流亡中歸來的共產黨菁英，他們舉著「我們要像俄國那樣做」和「土地歸耕者」之類的標語。總理阿爾契德·加斯貝利推動了一項土地改革，據影片指出，這項改革遠遠不及左派的要求，但仍是小小的進步。一部美國製作的影片歌頌了在南義大利抽籤分配土地的情景。

據影片指出，美國人對共產黨的恐懼達到了頂點：在美國，參議員麥卡錫的獵巫行動如火如荼；在西歐，人們害怕莫斯科的第五縱隊。影片形容法國較為多元和寬容。珍娜·佛蘭納寫道，反美情緒的原因之一，是美國人歇斯底里地追捕幾個像蛀蟲一樣藏在辦公室地毯裡的共產黨人，這種行為遭到法國人嘲笑。一位歷史見證者補充說，在法國，共產黨人是融入社會的，對共產主義感興趣是一種正常的選舉選擇。

1952年春天，巴黎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文化節，即文化自由大會，有音樂、戲劇、文學，以及來自美國博物館的現代藝術傑作。官方說法是資金來自富有的贊助人，但據影片指出，實際上來自中情局。影片稱這場文化節是戰後最轟動的文化宣傳行動，帶有反共基調。這些刺激正契合巴黎那種勇於開創、實驗與放蕩不羈的氛圍，契合畢卡索、琵雅芙、存在主義和蒙馬特。庫爾布羅特熱情地說，在巴黎，他們總覺得自己屬於那裡。那裡有在漢堡絕不可能上演的戲劇，有法國電影資料館，還有最早的爵士樂酒館。他說，法國是歐洲的文化中心。

據影片指出，隨著史達林照會的失敗，烏布利希不必再有所顧忌。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向黨代表會議提議有計畫地建設社會主義。影片將此描述為徹底的蘇維埃化：擴充軍隊、優先發展重工業、成立生產合作社，以及提高勞動定額。一位認為烏布利希是個完全沒有教養、難以接近的黨官僚的歷史見證者，稱提高定額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做法：同樣的錢做更多的工，只是包裝不同而已。小型私人企業以有時荒唐的方式遭到打壓，手工業者被迫加入合作社，除非他們乾脆一走了之。

西柏林的難民營人滿為患。由於陸路被封鎖，人們透過一條小型空中橋梁被送往西德。魯道夫·德廷格在海利根施塔特經歷了同學突然消失的情況。政權以封鎖和刁難作為回應，在黑爾姆施泰特，貨運的通關手續長達64小時。格奧爾格·德廷格認為，不能拋下這些人不管。如果大家都跑了，這個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他的兒子回顧時認為，這也是一種或許把世界說得太美好了一點的態度。

1952年夏天，緊張局勢暫時退居幕後。在赫爾辛基奧運會上，德國人在戰後首次重返賽場，不過只有一支西德代表隊，沒有東德運動員。據影片指出，這支隊伍首度再次允許人們表現民族自豪感。希望寄託在1500公尺世界紀錄保持人維爾納·呂格身上。盧森堡為了回報在體育政策上對遭排斥的德國人的支持，聘請了德國明星教練沃爾德馬·格施勒，他是間歇訓練的提倡者。盧森堡小型代表隊成員尚·阿米利烏斯回憶，每天至少一小時的跑步訓練，十組300公尺，每組間休息一分鐘，對他來說相當吃力。

全德國都熱切期盼呂格奪冠，但1500公尺的冠軍卻是盧森堡人巴特爾。人們因此對格施勒心生不滿，一篇德國評論抱怨，金牌是「從伸出的手中」被奪走的。盧森堡陷入舉國狂歡。阿米利烏斯不願稱之為民族主義，而是愛國主義：他不是德國人，也不是法國人，而是盧森堡人。

影片指出，直到1952年夏天，盧森堡還是一座昏昏欲睡的小城。直到開幕前14天，才確定這裡將成為煤鋼聯營的所在地。規劃小組和業界代表急忙尋找房屋和辦公室。經濟學家、市長之子阿米利烏斯以堅定的歐洲主義者身分應徵，卻沒有得到回音。他推測背後有政治因素：有些盧森堡人不想要他。

第一次會議在市政廳舉行。這是讓·莫內的時刻，他多年來以法國經濟規劃者的身分在幕後工作，構思了舒曼計畫，並在法國以及戰爭期間在美國累積了經驗。如今他領導煤鋼聯營，喬治·貝爾圖安是他最親近的助手。高級公署進駐盧森堡舊鐵路管理局的辦公室。瑪麗-蘿絲·伊巴赫已離開北約，成為約200名員工之一。她形容莫內是個非常勤奮的工作者。她說高級公署一片混亂，大家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莫內是唯一看得清楚的人。大家知道，他們正在開啟一個非常艱難、完全未知的時期。不同國籍的人第一次共事，對德國人和法國人來說，這是一場非比尋常的冒險。

伊巴赫形容日常的共同生活並不複雜。她與一名法國女子合租一間公寓，樓上住著一名德國女子，一樓住著盧森堡人。大家都是混居，相處融洽，她從未遇過國籍方面的問題。據阿米利烏斯說，年長的盧森堡人擔心外來者過多。有傳言說，宮廷或教會等方面有所疑慮，但並沒有走得太遠。影片也呈現了大多是年輕人的員工們的休閒生活，包括在摩澤爾河、艾菲爾山和亞爾丁山脈之間的郊遊、高級公署自己舉辦的下午茶舞會，以及在老城區咖啡館度過的夜晚。影片稱之為六個國家、1億5500萬人邁向未來。

當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35週年時，東方陣營在史達林的主導下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坎托羅維奇寫道，在世界強權的棋局中，他們不過是一枚被推到前方的兵卒，會一直受到保護，直到值得犧牲為止，儘管地方掌權者大張旗鼓。格奧爾格·德廷格的全德之夢已經破滅，據影片指出，他擔心自己會被撤職，甚至遭遇更糟的事。他的兒子如此解讀掌權者的邏輯：不再需要資產階級政治人物當招牌了，現在要把東德變成一個真正的東德。

1952年聖誕節當天，德廷格舉辦盛大的招待會慶祝50歲生日。蘇聯大使和奧托·格羅提渥帶著讚美和祝福前來，父親對母親說，現在他們不會再出什麼事了。1953年1月16日約8點38分，校長把魯道夫從課堂上叫出來。外面站著兩名穿皮大衣的男子，說他父親要在柏林見他。他沒有察覺任何不對勁，就上了車。在潘科馬雅可夫斯基環路的官邸裡，他見到了姊姊、弟弟、管家和她的兒子，以及兩三名史塔西人員，但父母不在。有人把《新德意志報》放到他面前，頭版下方寫著，外交部長格奧爾格·德廷格以間諜罪名被捕。此後，孩子們被困在那裡。

1953年1月31日，一場颶風席捲北海。凌晨三點，荷蘭海岸的第一批堤防潰決，不久從鹿特丹到比利時邊界的土地都被淹沒。電話線路中斷，直到星期一早上政府才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光是在荷蘭就有超過1800人喪生。據影片指出，德國的援助提議起初只是勉強被接受，因為戰爭的創傷太深。後來波昂得以派出新成立的聯邦技術救援署。荷蘭方面有人表示欣慰，認為這次援助拉近了兩國人民的距離，並有助於歐洲理念。美國、英國和比利時的飛行員也提供了協助。片中引述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的援助在荷蘭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正面印象。影片將此視為西方團結的又一塊基石。

1953年2月，一列載著德國煤炭、開往法國煉鐵廠的火車未經檢查便通過了邊界。與此同時，位於梅斯廣場的高級公署面臨一個實際問題：六個國家、五種語言，要如何彼此溝通？

史達林於1953年3月5日因中風去世，據影片指出，這使東方的局勢驟然改變。廣播電台連續數日播送哀悼節目，一名武官從美國大使館祕密拍攝了送葬隊伍，約翰內斯·R·貝歇爾寫下詩句：「史達林意即自由，史達林意即和平。」就連魯道夫·德廷格等待間諜罪審判的少年拘留所裡，也被規定要舉哀。他記得所有人都被集中到一個集會室裡。西方的共產黨人也深受震撼。《人道報》出版了十頁的特刊，刊登了一張巨大的史達林微笑照片。據影片指出，過了好幾年，西方的大多數共產黨人才在思想上與他告別。

與此同時，煤鋼聯營在各個層面運作。在埃施附近的貝爾瓦爾鋼鐵廠，莫內發出信號，開爐流出第一批刻有「歐洲」字樣的歐洲生鐵。它由法國礦石、比利時石灰石以及荷蘭和德國焦炭製成，在義大利工人的參與下於盧森堡生產。影片也將迪奧在慕尼黑的巡迴發表會，作為和解的另一個畫面。

然而法國仍處於危機之中。自1953年4月起，罷工不斷發生。國營雷諾工廠軟墊部門的一場小罷工，擴大到一萬名罷工者，並導致三萬七千人遭到停工封廠，他們要求每小時加薪25法郎。政府更迭，困境依舊。夏爾·戴高樂表達了這種不安。片中引述的一份美國報告形容他反對一個統一的歐洲，認為那會給法國的民族情感致命一擊。據報告說，戴高樂表示，北約把法國變成了美國的保護國，卻沒有提供相應的保護，他希望法國的防衛掌握在法國人手中。評估認為，如果局勢大幅惡化，他可能會再次創造歷史。

貝爾圖安說，莫斯科也以懷疑的眼光觀察煤鋼聯營。據他回憶，蘇聯駐盧森堡的小型大使館後來擴增到超過35名外交官，以追蹤高級公署的一舉一動。蘇聯大使曾問他，為什麼莫內從未發表過反對蘇聯的演說。貝爾圖安說，莫內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物資供應不足、黨的獨裁和刁難，迫使越來越多人越過鐵幕，美國的宣傳也藉此大做文章，例如21歲的匈牙利首席芭蕾舞者諾拉·科瓦奇和她丈夫的出逃。據影片指出，1953年上半年有20萬人逃離東德，人數之多前所未見。影片稱這是統一社會黨政策的破產宣告。烏布利希被召往莫斯科，史達林的繼任者迫使他改變路線。6月11日，《新德意志報》刊登了一篇公開自我批評，承認犯了錯誤。坎托羅維奇寫道，一位熟人在接到電話時哭得渾身顫抖。據說烏布利希的日子屈指可數，他60歲生日的慶祝活動已經取消。

然而，史達林大道工地上過高的勞動定額並未撤回。對官員及其優渥生活的不滿與仇恨日益加深。工人們成千上萬地響應罷工號召，走向部會大樓。他們從路面上拔起分區路障，要求與西方統一並享有同等的民主權利。勃蘭登堡門上的紅旗被撕碎。有那麼一刻，東德似乎走到了盡頭，人民警察和史塔西顯得束手無策。中午時分，波茨坦廣場傳出槍聲，蘇聯坦克停在路障後方，緊急狀態隨即宣布。坎托羅維奇寫道，如今只能從內部推動改變，人人都茫然無措。

一週後，舍嫩貝格市政廳前舉行了悼念集會。據影片指出，對艾德諾而言，這場起義證實了他親西方路線的正確。影片稱這場集會既是真誠哀悼的表示，同時也是一場演出，因為停放的棺木中有一具是空的：東德當局沒有交還一名遇害西柏林人的遺體。庫爾布羅特說，抱持共產主義思想的朋友仍然是他的朋友。但他不喜歡烏布利希周圍的上層階級，因為他們讓他想起納粹時代那樣的規定和監聽手段。西方最終為東德人打開了自己的糧倉。影片認為，這既是一種援助，同時也是證明哪個體制運作得更好的宣傳證據。

影片最後做了簡短的總結。儘管起初充滿矛盾，盧森堡在數十年間成為統一、和平的歐洲最重要的地點之一。阿米利烏斯也看到了錯失的機會：如果盧森堡當時更具包容性，如今或許會是歐洲的首都。伊巴赫希望她的女兒或住在比利時的孫女能更多地體驗這個歐洲。她至今仍是熱情的歐洲主義者。

魯道夫·德廷格因間諜罪服了三年半的少年刑，之後前往西方。阿爾弗雷德·坎托羅維奇於1957年逃往聯邦德國，在那裡被指責對東德政權反對不足。迪特里希·庫爾布羅特成為檢察官，並在克里斯托夫·施林根西夫的地下電影中擔任演員。珍娜·佛蘭納在巴黎生活五十年後，於1975年返回紐約，三年後去世。尚·阿米利烏斯在盧森堡以會計師和政治人物的身分發展事業。盧恰娜·卡斯泰利納於1969年被開除黨籍，但仍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並成為歐洲議會議員。喬治·貝爾圖安住在法國南部，影片稱他是歐洲創始圈子中最後一位在世者。